“止痛药没了。”卫生员小声对陈锐说，“只能硬扛。”
陈锐点点头，转向沈弘文：“看见了吗？这就是你那些‘半成品’用上的地方。你的药，退了烧。你的钾盐，缓解了浮肿。虽然不完美，但救了命。”
沈弘文看着那个咬木棍的伤员，喉咙发紧。
他们又去了“少年班”的学习点。在山崖下一块稍平的石台上，十几个半大孩子蹲着，用木棍在沙地上写字。教他们的是个独臂的老兵，姓吴，长征时冻掉了右手，但识字多。
“今天教什么？”陈锐问。
“教算术。”吴老兵用左手捏着木棍，在沙地上写，“一斤小米，十六两。一千人，每人每天三两，一天要多少斤？”
孩子们抓耳挠腮。一个叫栓子的男孩，掰着手指算，算了半天，抬头说：“吴叔，是……是一百八十七斤半？”
“对！”吴老兵咧嘴笑，“栓子聪明！”
“学这个干什么？”沈弘文忍不住问。
“干什么？”吴老兵看他一眼，“以后管仓库，管分发粮食，不会算数行吗？咱们八路军，不能老是土包子，得有人会算账，会记账，会管物资。”
孩子们仰着脸，脏兮兮的小脸上，眼睛亮晶晶的。
最后，他们去了女工们的“车间”。那是个浅山洞，二十几个妇女坐在里面，就着洞口透进的天光，搓引信、装火药。手是黑的，脸是黑的，只有眼睛是亮的。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正在缠手榴弹的木柄。她动作很慢，但很稳。陈锐认识她，她男人死在去年的扫荡中，两个儿子都在部队，一个牺牲了，一个在晋绥。
“张大姐，手怎么了？”陈锐看到她右手包着布。
“没事，磨破了。”张大姐笑笑，“这木柄粗，缠的时候费劲。”
“怎么不休息？”
“休息？那谁干活？”张大姐说，“多做一个手榴弹，前线的孩子们就多一分活路。我那两个儿……一个已经没了，我不能让别的娘也……”
她没说完，低下头继续缠。粗糙的手指在木柄上绕着一圈圈麻绳，像在编织一个微弱的希望。
走出山洞时，沈弘文一直没说话。
“看见了吗？”陈锐站在洞口，望着山谷里那些忙碌的身影，“老孙背石头，周技术员画图，吴老兵教孩子，张大姐缠手榴弹。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活下去，为打赢这场仗，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你沈弘文，是技术带头人。你的砖瓦，就是那些图纸，那些配方，那些别人搞不出来的东西。延安不缺你这块砖，但这里缺。这里的一千多人，等着你用这块砖，帮他们垒起一道能挡风遮雨的墙。”
沈弘文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曾经只拿绘图笔的手，现在沾满了草木灰和火药末。
“我……我再试试。”他声音沙哑，“钾盐的提纯，我想用重结晶法。虽然慢，但能提高纯度。还有子弹底火……我想到一个办法，用硫磺和硝石做助燃剂，虽然威力小点，但哑火率可能能降到两成。”
“好。”陈锐拍拍他的肩，“需要什么，跟齐厂长说。”---
傍晚，赵守诚组织了一次全体人员大会。没在露天，就在谷底最宽敞的一片平地上，大家或坐或站，挤在一起。
赵守诚没讲大道理。他让不同的人上来，讲自己的故事。
第一个上来的是吴老兵。他讲长征过雪山：“……那雪啊，深到腰。走一步，陷一步。前面的人踩出的脚印，后面的人跟着。有人走不动了，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我有个同乡，坐下来时跟我说：‘老吴，我不行了。你到了陕北，替我看看红旗是啥样的。’”
“后来我到了陕北，看到了红旗。现在，咱们在这里，也要让红旗一直飘着。”
第二个是张大姐。她讲她男人死的那天：“……鬼子进村，男人让妇女孩子先躲进地窖，他在外面顶着。地窖口小，我从缝里看见，他中了三枪，还抱着鬼子摔下崖。后来我去找，就找到这个——”
她从怀里掏出半块怀表，表壳瘪了，指针停在某个时刻。“这是他唯一的遗物。我留着，等打跑了鬼子，我要告诉我孙子，你爷爷是怎么死的。”
第三个是个年轻的战士，叫二嘎子，才十八岁。他讲他参军的原因：“……我家在河南，闹饥荒，爹娘饿死了。我跟着逃荒的队伍走，路上看见八路军在打鬼子，就跟着了。为啥？因为八路军给饭吃，还教你认字。更重要的是，他们打鬼子，给咱穷人报仇。”
他说话时，手一直按着腰间的刺刀。
第四个，赵守诚让周技术员上来。
周技术员有些局促，推了推眼镜：“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在保定时，在日本人开的工厂里画图，画的是机器零件。后来沈工找到我，说这边需要人，我就来了。来之前，我以为……以为能大展拳脚。”
他顿了顿：“来了之后，发现要什么没什么。我抱怨过，闹过情绪。今天早上，还为了半碗粥……对不起，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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