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手机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烙在陈远的手心，也烙在他的灵魂上。回到病房后，他将手机和装有女儿照片的文件袋，一起锁进了病房里那个窄小的、仅供病人存放少量私人物品的柜子。钥匙被他紧紧攥在手里，金属的棱角硌着皮肤，带来一丝尖锐的痛感，仿佛这样才能提醒自己，那令人窒息的威胁是真实的，而非噩梦。
李静哭了很久，最终在极度的疲惫和恐惧中昏睡过去，眼角还挂着泪痕。小宝似乎也感到了灭顶般的压抑，蜷在妈妈身边，一动不动。只有陈曦，依旧遵循着婴儿的作息，在饥饿时发出细微的啼哭，吃饱后又沉沉睡去。那无辜的、全然依赖的弱小生命，此刻成了陈远心头最沉重也最脆弱的重担。
他妥协了。彻彻底底地，屈辱地妥协了。孙建国用那张照片和那些细致入微的家庭信息，轻易地击碎了他所有残存的侥幸和试图周旋的念头。在绝对的力量和信息碾压面前，他那点基于“混乱记忆”的小聪明，显得如此可笑和苍白。
所谓的“安静等着”，就是彻底交出自主权，成为对方手中一个沉默的、等待被“安排”的物件。黑色手机是唯一被允许的呼叫按钮，只能在最“紧急”时按下，而什么是“紧急”，定义权在对方手中。
这是一种比身体禁锢更可怕的精神囚禁。他活着，呼吸着，治疗着，却不再有自己的意志和方向。他成了悬在蛛网中央的猎物，蜘蛛暂时离开了，但蛛丝仍然牢牢地粘附着他，随时可能收紧。
接下来的两天，病房里笼罩着一种死寂的绝望。陈远不再进行任何超出医生许可的康复训练，只是机械地配合着治疗，按时吃药，接受检查。他的眼神常常空洞地望着某处，对李静的轻声问话反应迟钝。李静则像惊弓之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她猛地一颤。她不敢再让小宝离开视线半步，连去开水房打水都要反复确认陈远的状态，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去冲回。
王芳打来过两次电话，李静按照陈远之前交代的，只说陈远身体不适，需要静养，暂时不便探望。王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只是说了句“好好休息，有事联系”，便挂了电话。那种疏离感，似乎更加明显了。
陈远知道，自己主动疏远王芳，既是遵从孙建国的警告，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他不想再把王社工拖进这摊越来越深、越来越浑的泥沼。只是，失去这唯一的外部联系和智囊，让他感到更加孤立无援。
身体在药物的维持下，没有出现大的反复，但那种精气神被抽空后的萎靡，却比任何器质性病变更让人揪心。医生查房时，也注意到了他精神状态的急剧下滑，除了叮嘱家属多关心、必要时可请心理科会诊外，也无计可施。
经济上，那张银行卡里的钱还在减少。每一次李静去缴费，都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自我羞辱的仪式。钱是毒药，他们知道，却不得不一口口吞下，维系着这具躯壳和两个幼小生命的苟延残喘。
这天下午，陈远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他突然很想知道，孙建国背后的“麻烦”处理得怎么样了？阿勇到底怎么样了？刘主任那边，是否还关注着他们？但这些疑问，就像投入深潭的石子，连一丝涟漪都激不起。他被隔绝在信息的高墙之外，只能被动地等待墙内的审判结果。
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覆盖了最初的恐惧和愤怒。但这种平静之下，是更加深沉的、冰冷的绝望。他知道，如果孙建国他们真的能“摆平”麻烦，那么等待他的，可能是一个被精心安排好的、远离此地、但也意味着永远被监视和控制的“新生活”；如果孙建国他们失败了，那么他和家人很可能被当作需要清理的“痕迹”，消失得无声无息。
无论哪种结局，似乎都看不到真正的光明。
傍晚时分，雨终于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敲打着病房的窗户，发出单调而压抑的声响。李静在给陈曦喂奶，小宝趴在窗边，用手指在起雾的玻璃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陈远的目光落在那个上了锁的小柜子上。黑色手机静静地躺在里面，像一颗定时炸弹，又像一条连接着未知深渊的冰冷锁链。他忽然生出一种冲动，想拿出那部手机，打过去，问问他们到底想怎么样？什么时候是个头？但这种冲动立刻被更强大的恐惧压制下去。他不敢。他怕听到更坏的消息，怕激怒对方，怕那张照片变成现实。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敲响了。不是护士查房的时间。
李静浑身一僵，惊恐地看向陈远。陈远的心也提了起来。会是谁？孙建国？还是……
李静战战兢兢地走到门边，透过小窗向外看。外面站着的，竟然是王芳。她撑着一把湿漉漉的伞，脸色在走廊灯下显得有些苍白，但眼神却异常明亮，甚至带着一丝……急切？
“王社工？”李静打开门，声音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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