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星没有辩解，只是平静地按下了录音机的播放键。
一段略带杂音的、苍老质朴的声音流淌出来，那是来自内蒙古草原深处的赤脚医生张德海的原声：
“……那次林医生来问我治风湿的方子，我把咋用羊油调药、咋用马奶子发酵都教给她了。她拿本子记，记完说，要写进书里，将来要让我签字。我说我不识字，签个啥。她就坐我旁边，把她写的，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我听，问我她记错了没有……我活了六十多年，头一回有人把俺们这些土法子，当个正经学问看……”
录音结束，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刚才还质疑的老教授，默默低下了头，脸颊微微发烫。
他们仿佛看到了那个蹲在油灯下，耐心为文盲老人念稿的年轻女孩，也看到了自己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轻描淡写地讨论着“学术惯例”。
一种无声的羞愧，在空气中蔓延。
远在西北的陆擎苍，也从阿木的汇报中得知了此事。
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是学术之争，更涉及到国家科研资源的分配格局和军队的实际利益。
他没有直接插手，而是对阿木下达了一个指令：“立刻调阅军委后勤部近三年全军医疗科研项目的审批记录，特别是边防医院申报的课题。”
结果很快出来。
记录显示，在过去三年里，新疆和西藏军区医院曾先后三次，联合申报“高原环境特殊冻伤急救制剂研发”课题，却三次都被同一个外聘评审单位——国家中医药研究院——以“缺乏系统性理论支撑，经验性过强，不具备深入研究价值”的理由驳回。
陆擎苍看着报告，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他亲自执笔，将这份审批记录连同研究院的否决意见原件，密封后派专人送交程永年主席。
信封里只有一张便签，上面是陆擎苍龙飞凤舞的字迹：
“他们曾经不要的‘土方子’，现在想拿去当平步青云的政绩？”
程永年收到信时，手都气得发抖。
他将那份材料重重拍在桌上，眼中怒火燃烧。
三日后，一份来自“民间医学转化研究中心”的正式回函，摆在了国家中医药研究院院长的办公桌上。
函件中，林晚星代表中心，对研究院的合作意向表示“原则上欢迎”，但提出必须以满足以下三项前提为基础，方可进入实质性谈判：
第一，所有计划纳入标准化研究的验方，都必须提供原始贡献者的亲笔书面授权书。
中心将协助研究院进行授权联络工作。
第二，未来所有基于合作产生的科研成果，在发表或申报时，原始验方贡献者的姓名，必须与主要研究人员并列署名，享有同等荣誉。
第三，若相关成果未来实现产业化转化，其产生的经济收益，将按固定比例提取，成立“基层医疗发展基金”，定向反哺提供验方的地区卫生站。
在函件的末尾，林晚星特意引用了小刘记者起草、经老孙法官审定的《倡议书》中的一句话：
“我们只拿走经验，却不给予名分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这封回函，字字句句都合情合理，站在道德与法理的制高点上，却又像三把锋利的尖刀，精准地刺向了对方的要害，堵死了所有“摘桃子”的路径。
当晚，研究院的副院长亲自打来电话，语气比意向书里热情缓和了不知多少倍，反复强调“一切条款都可以商量，署名问题是下面的人草拟时考虑不周”，姿态放得极低。
而在军医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程永年主席拿着林晚星的回函副本，反复审阅良久。
最终，他取下老花镜，疲惫而又欣慰地靠在椅背上，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上郑重写下一行字：
“此女不争虚名，却步步为营，寸土不让。她要的不是一时一地的认可，她要的是，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重新立起一套规则。”
夜深了。
林晚星坐在灯下，安静地翻看着数据库里新一批录入的验方资料。
她习惯在睡前再检查一遍，确保每一个数据都准确无误。
忽然，桌上的内部通讯器滴滴响了两声，是黄干事发来的短讯。
“林同志，刚接到云南李阿婆的联络员转过来的请求。李阿婆说，她那个治蛇咬伤的祖传方子，能不能在贡献者一栏，加上她孙女的名字？——那小姑娘跟着她采药、捣药，已经学了五年了。”
林晚星的指尖在屏幕上微微一顿。
她拿起笔，在打印出来的验方录入表上，找到“贡献者：李秀英”那一行，在名字后面，用一个柔和的笔触，轻轻圈出了一片空白。
她回复消息：“当然能。请把小姑娘的名字告诉我，我加上去。传承，本身就是最大的贡献。”
窗外的月光，不知何时变得格外明亮皎洁，透过窗棂洒落进来，像一条铺向遥远未来的、闪闪发光的银路。
正当她准备关灯休息，享受这难得的宁静时，宿舍楼下突然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她自习室的门被人猛地推开，力道之大，让门板“砰”的一声撞在墙上。
黄干事一脸愤懑地冲了进来，他的眼眶是红的，嘴唇哆嗦着，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指着门外操场的方向。
“林晚星，你快去看看吧！他们……他们欺人太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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