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牌子，不是因为我们会写文章，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引用《柳叶刀》。是因为我的父母，和这片土地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基层医生，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可以挽救的病人。”
程永年伸出手，想要触摸那冰冷的展柜玻璃，指尖却在半空中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
他一辈子都在追求与国际接轨的“严谨”与“规范”，却在今天，被这些最“土”的东西，撼动了信仰的根基。
改变的涟漪，不止于此。
听证会后，检验科的小吴检验师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主动向医院申请，牵头成立了一个“基层感染监测志愿小组”，利用业余时间，联合了周边十余家县乡医院的技术员，共享菌株样本和数据。
几天后，他在小组内部的交流论坛上，发布了第一篇协作报告：《非理想条件下细菌培养实操指南及常见污染菌图谱》。
报告的署名，他恭恭敬敬地写上了“林晚星团队”。
林晚星看到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给他回了一条私信，内容只有一句话：“以后，你的名字放第一个。”
而那位老马保洁员，在调查组的建议下，被正式调回了医院的消毒供应中心，担任新设立的“流程监督员”一职。
上岗第一天，他戴着崭新的工牌，亲手将仓库里查封的那批问题橡胶手套，全部送进了焚化炉。
熊熊烈火前，他让小赵记者用摄像机为他录了一段话：“我叫马贵，是个清洁工。我说的话以前没人听，也没人信。但从今天起，我站在这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我们这些负责打扫卫生的人。我们也要干净，我们也要有尊严。”
这段粗糙却充满力量的视频，后来被小赵剪进了他的纪录片最终版。
他将片名从《归来》，改成了《她们说》。
深夜，林晚星独自在书房整理着一周来收集到的所有资料。
当她将关于母亲医疗事故的卷宗归档时，指尖触到了一封牛皮纸信封，是白天一位调查组的朋友悄悄塞给她的。
信封里没有抬头，只有一张复印的转账凭证。
时间是八十年代初，一笔金额不菲的“学术推广费”，从程永年当时主管的一个科研项目经费中划出，而收款单位，赫然便是当年负责调查她父亲林建国“医疗事故”并最终做出处分决定的县卫生所。
证据确凿，足以将程永年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
然而，林晚星只是静静地看了几秒，便将这张凭证抽了出来，放进一个单独的档案袋，封好，在外面贴上了一张便签，写道：“有些账，不必急于清算。”
她抬起头，望向墙上那份装裱起来的DNA报告，目光穿透纸张，仿佛在与另一个时空的母亲对话。
妈，您看到了吗？我现在，不只是那个要为您正名的人了。
我是那个，能让小吴、老马他们，也能站出来为自己说话的人。
窗外，夜风再次吹过，窗沿上那串母亲留下的银簪风铃，终于发出了一声清脆悦耳的轻响，仿佛是来自远方的回应。
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急促的铃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林晚星拿起听筒，电话那头传来陆擎苍沉稳而略带急切的声音。
“晚星，是我。程永年刚刚在自己家里，向军区纪委自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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