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心里想的(后来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则是:“大王之路,自是君临东南。臣之使命已毕,于国再无大用。且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年大王受辱于会稽,臣等之罪也。今既雪耻,臣请辞去,愿泛舟五湖,了此残生。”
两种工具箱,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风险偏好。
文种是 “乐观的制度主义者” 。他相信凭借高超的谋略和制度设计,可以驾驭未来,包括驾驭胜利后的君主和复杂的国际局势。他的风险在于,高估了工具(制度、谋略)对人性(尤其是君主心性)的约束力。
范蠡是 “悲观的现实主义者” 。他相信人性与历史的规律高于任何个人的才智和功绩。他的策略是承认规律的不可抗,并在此前提下寻求个人生存的狭缝。他的“风险”在于,可能过早离场,错过更大的历史舞台和个人功业——但在他看来,这不是风险,而是必要的代价。
勾践会如何选择?他内心的天平,其实在胜利的那一刻已经倾斜。
他能忍受二十年的屈辱,心性之坚忍、隐忍乃至阴鸷,远超常人。这样的君主,可以共患难,但绝难容忍有人长期分享“雪耻”这份极度私密且敏感的成功荣耀,更难以忍受总有人提醒他过去的不堪(哪怕这个人是功臣)。文种知道的秘密太多了,设计的阴谋太深了。
范蠡看透了这一点,所以选择离开。文种或许也懂这个道理,但他或许对自己的重要性、对勾践的“需要”还抱有幻想,或许他“建设者”的本能让他无法放弃亲手参与塑造一个强大越国的诱惑。
四、工具的终局:预言与宿命
故事的结局,印证了范蠡工具箱的预见性。
范蠡果断辞官,甚至传说带着西施(作为“工具”的另一个结局),泛舟江湖,化名“鸱(chī)夷子皮”(意为皮酒囊,暗喻自己可容纳屈辱而后弃之),后定居于陶,经商致巨富,号“陶朱公”,得以善终。他彻底转换赛道,用另一套商业智慧再次获得成功,完美践行了“退而求存,转而求达”的策略。
而文种,留了下来。他或许继续为勾践规划霸业,但勾践对他的态度日益冷淡。后来,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剑,正是当年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属缕之剑,并带话:“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你教我伐吴的七种方法,我只用了三种就灭了吴国,剩下四种还在你那里,你替我带到地下去献给先王吧。)
这是一个极其残酷而充满讽刺的结局。文种用以灭吴的“工具”(谋略),最终成了君主猜忌他的理由(你知道的太多、太有用了)。他死前仰天长叹:“后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为喻矣!”(后世百代,忠臣一定会用我的例子作为比喻啊!)遂自杀。
文种七术,是一套强大的 “夺取权力”的工具箱,但在 “保有权力” 的君王面前,这套工具本身就成了需要被清理的“风险”。
范蠡三策,则是一套冷静的 “保全自身”的避险指南,其核心不是如何对付敌人,而是如何应对“胜利后的君主”这个更危险的“盟友”。
两个最顶级的谋士,用他们的人生结局,为“兔死狗烹”这条古老的政治定律,写下了最经典的注脚。一个工具箱指向了事业的顶峰,却通往个人的深渊;另一个工具箱放弃了顶峰的风景,却保全了生命的航线。
(第五十八章完)
文种的鲜血染红了越国的朝堂,范蠡的身影消失在烟波浩渺之中。而坐在权力顶端的勾践,在清除了知情太多的功臣后,开始全力面对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将“卧薪尝胆”这段充满屈辱与阴谋的过去,包装成一个光明正大、激励人心的国家品牌?下一章,我们将深入勾践的“品牌管理”现场,看他是如何将一场残酷的复仇,擦拭打磨,变成流传千古的励志神话,并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完成对越国乃至自己历史形象的终极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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