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会要派人去商丘,鲁襄公揣着心思要亲自去——好歹是国君,得在诸侯面前露露脸。
可季武子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国君是万金之躯,路上盗匪多,磕着碰着怎么办?我跟叔孙、孟孙三位大夫去,保准把鲁国的脸面撑得足足的。”
这话听着是关心,实则裹着不容反驳的硬气——他要的就是独占外交话语权。
季武子带着叔孙豹、孟孙羯去了商丘,跟晋楚的权臣称兄道弟,递上的盟书落款只写“鲁大夫季孙宿”,压根没提鲁襄公的名儿。
要知道,前一年季武子刚搞了“作三军”,把鲁国的兵权劈成三块,三桓各拿一块;现在又代表鲁国参加这么大的盟会,等于昭告天下:鲁国说话算数的是三桓,不是国君。
从商丘回来,季武子的腰杆挺得更直,把朝堂上几个敢跟他呛声的老臣全撤了,换成自己的亲信。
鲁襄公坐在王位上,看着季武子在殿上发号施令,连大气都不敢出——彻底成了个“盖章工具人”,连祭祀的时候,都得等三桓点头才能动祭品。
卫国君臣相杀、鲁国权臣固权,郑国的子产却在盟会上靠硬邦邦的道理,挣足了诸侯的脸面。
郑国夹在晋楚中间,年年被当“战场缓冲带”,是弭兵盟会最该谢天谢地的国家。
子产跟着郑简公去了商丘,刚坐稳就被晋国大臣刁难——有个大夫指着他的鼻子说:“郑国前两年总跟楚国混,没少帮着楚国打晋国,这次盟会,得多交一倍贡赋赎罪!”
这话刚落,子产往前一步站定,攥着朝板,声音不大却字字砸在地上:“郑国年年被晋楚来回打,城郭被烧过三次,百姓连种子都吃不上。要是再加重负担,逼得我们活不下去,大不了撕破脸——到时候这和平,谁也别想要!”
子产说得有理有据,连赵武都捻着胡须点头——他知道郑国的苦,更怕真逼反了郑国,坏了弭兵的大局。最后不仅没加贡赋,反倒减免了一部分。
盟会结束后,郑简公握着子产的手,眼圈都红了:“以前郑国在诸侯面前抬不起头,今天全靠你给咱们挣了脸面!”
子产借着这股势头,在郑国大刀阔斧整饬规矩——把那些模糊不清的“贵族规矩”一条条写明白,贴在城门口的木牌上,老百姓都知道“啥能做、啥不能做”,朝堂上的歪风也清了不少。
谁都没料到,这个在盟会上据理力争的大夫,后来会用一部“铸在青铜鼎上的法律”,彻底改变郑国的命运。
回头捋公元前546年的风云,这一年的故事像面多棱镜,照出了春秋乱世的各色人等:向戌揣着“止战心”,用双脚丈量晋楚路,为中原换来了四十年太平;赵武藏着“大局观”,用一次退让稳住了晋国的霸主位;卫献公抱着“权力欲”,卸磨杀驴赢了权,却输光了人心;季武子算着“专权账”,步步为营架空国君,把鲁国攥成了自家私产;而子产,揣着“真本事”,既护得住国家脸面,又立得住自己的根基——这才是乱世里最硬的底气。
弭兵盟会就像道分水岭,之前是晋楚争霸的刀光剑影,之后是各国内部的权力博弈。
晋楚的精力都转去收拾自家卿族的烂摊子,鲁国三桓、郑国子产这样的“专权权臣”“治世能臣”,渐渐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
这一年也藏着乱世的生存法则:靠武力抢来的风光,早晚会被武力推翻;靠算计攥住的权力,终会被算计反噬;只有像子产那样,凭着真才实学,既为国家谋利,又为百姓做事的人,才能在风浪里扎下深根。
春秋的风还在吹,吹过商丘的盟誓台,吹过卫国宫殿的血痕,吹过鲁国的朝堂,最后绕着郑国城门口贴满规矩的木牌打转。
和平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权力的游戏还在继续,但能笑到最后的,从来都是有真本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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