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的乱局，反倒让齐桓公的霸权愈发稳固。
这一年夏天，齐桓公在鄄地（今山东鄄城）摆下盛大盟会，齐、鲁、宋、郑、曹、卫六国国君齐聚一堂。
刚复国的卫文公第一个起身，手捧玉璧对众人恳切说道：“若无齐侯仗义相助，卫国早已亡国。我提议，尊齐侯为中原盟主，今后各国皆听齐侯调遣！”
卫文公的倡议正合齐桓公心意，管仲随即上前宣读“诸侯互助盟约”，明确规定各国每年需向齐国缴纳贡赋，遇外敌入侵必须听从齐国调遣，诸侯间的争端由齐国裁决。
这场“鄄地之盟”与前679年的初次会盟截然不同——此前齐国只是诸侯公认的“带头大哥”，如今已成为拥有实权的“盟主”，霸权从道义引领正式升级为制度约束。
会盟期间，齐桓公特意提及助邢国迁都的往事：“当初帮邢国建城，我命工匠依其故土样式营造房屋，百姓迁入时都说‘邢迁如归’。”
这话既彰显了齐国的“仁德”，又暗合管仲“以仁立信、以霸服众”的战略，诸侯们纷纷颔首称赞。
对于鲁僖公请求齐国支持自己“帮助须句遗民复国”的诉求，齐桓公也一口答应——须句是鲁国旁侧的小国，前几年被邾国所灭，鲁国想借机将其纳入势力范围。
齐桓公的应允，既满足了鲁国的需求，又不用自己出兵，还落得“主持公道”的美名。
此次会盟后，齐国向鲁国索要“汶阳之田”，鲁国虽不情愿仍被迫交出，印证了齐国霸权的强制性。
会盟结束后，齐桓公又派管仲巡查邢、卫两国，送去农具与种子，以经济援助巩固政治同盟，这套“恩威并施”的手段，让齐国的霸主地位彻底无可撼动。
当中原诸侯围绕齐桓公的霸权形成稳固格局时，南北边缘的秦楚两国正选择另一条崛起之路。
当齐桓公在鄄地接受诸侯朝拜时，秦楚已在各自疆域内深耕内政，悄悄积蓄力量。
秦国的百里奚已正式执掌朝政，这位“五羖大夫”一上任便推出整套改革方案：在雍城周边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让秦国粮食产量翻倍；制定军功爵制，士兵杀敌越多赏赐越厚，军队战斗力直线飙升。
他还给秦穆公献上“先固西戎，再图东进”的战略，秦穆公随即派使者携带金银丝绸安抚西部犬戎，稳住西境后，将全部精力投向晋国局势，静待插手晋国内政的最佳时机。
南边的楚国，令尹子文正延续“编户齐民”的政策，清查全国户籍，将隐藏的人口尽数登记，让楚国的税收与兵源大幅增加。
他“毁家纾难”的故事早已传遍楚国，百姓都感念他“以私济公”的情怀，民心凝聚力愈发强劲。
子文本想北上攻打郑国，见齐桓公将中原诸侯团结得如同铁板，便立刻调整战略，转而征服江淮地区的舒国，将其纳入楚国势力范围。
这一举措既扩大了疆域，又为日后沿江淮北上埋下伏笔。
而鲁国则牢牢抱着齐国的大腿，在季友的辅佐下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借着齐国支持帮须句复国后，又派军参与“抗狄联防”，从齐桓公霸权的“追随者”渐渐变成了“重要盟友”。
公元前659年的帷幕缓缓落下，春秋的棋局已在不知不觉中变阵。
卫国人在楚丘的炊烟中重拾家国希望，卫文公的勤俭革新为亡国之邦注入新生；
晋国宫廷里，骊姬的权力看似登峰造极，却不知里克的利刃已悄然磨快，只待晋献公驾崩便会出鞘；
齐桓公在鄄地接受诸侯朝拜，霸权如泰山般稳固，却未察觉郑国的阳奉阴违与楚国的江淮扩张已埋下隐患；
秦穆公与百里奚在雍城谋划东进大计，重耳的流亡队伍中，正聚集着未来成就霸业的肱骨之臣。
这一年的“楚丘炊烟暖，晋宫寒气生；雍城谋远略，齐地执牛耳”，正是春秋乱世的生动缩影——重建与毁灭交织，蛰伏与爆发并存。
没有人能预料到，里克的那声叹息将引发怎样的血雨腥风，也没人能想到秦穆公扶持的重耳，会在日后成为撼动齐国霸权的力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年埋下的所有伏笔，都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掀起更汹涌的春秋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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