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孙坚于颍川觊觎陈国，刘表在襄阳厉兵秣马之际，徐州的动向，同样牵动着我的神经。相较于豫州、荆州的相对明朗，地处东海之滨的徐州，内部势力盘根错节，其态度也显得尤为暧昧不明。这里，也是袁绍使者最早抵达，试图点燃烽火的地方。
根据不断传回的情报，徐州的局势可以概括为“一老、四派”，复杂程度远超他处。
“一老”，自然是州牧陶谦。这位老者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早年平定黄巾、威震徐州的锐气早已被岁月磨平。如今的他，更像是一位试图维持现状的守成之主，最大的愿望恐怕就是在他有生之年，徐州能太太平平，不愿再轻易卷入外部纷争，尤其是不愿与如今声势正盛、近在咫尺的我为敌。他的态度，是倾向于保守和避战的。
而 “四派” 则围绕着陶谦，进行着或明或暗的角力：
其一，是以糜竺为首的商贾新兴派。糜家富可敌国，以商立身，糜竺本人也因此得任别驾，但其商贾的出身，始终被徐州本土的传统士族所轻。我的政策——重视工匠、鼓励商贸、推广“袁公纸”与“活字术”所带来的流通便利，以及对财富创造而非土地兼并的某种侧重，都深深吸引着糜竺。他看到了在我治下，商贾地位可能得到提升的巨大潜力。因此，他是徐州内部最潜在的亲袁术（我）派，只是碍于形势和家族未来，尚在观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契机。
其二，是以曹豹、许耽等人为核心的丹阳兵将派。他们是陶谦起家的根基，掌控着徐州最精锐的丹阳兵，兵力约占徐州总力的七成以上。他们与陶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基本唯陶谦马首是瞻。陶谦不欲战，他们便也倾向于不战。而且，丹阳兵素以步战山地见长，对于跨江作战的水战颇为陌生，从军事角度也对南下攻我缺乏兴趣和信心。历史上，他们与代表本土士族利益的陈珪等人素有矛盾，这也影响了他们的立场。
其三，是以陈珪、陈登父子为代表的徐州本土士族派。他们世代扎根徐州，家族利益与土地、仕途紧密捆绑，是传统士族阶层的坚定维护者。我的种种“离经叛道”之举，在他们看来无疑是掘墓之策。因此，他们是徐州内部最坚定支持袁绍、主张遏制甚至讨伐我的力量。袁绍“四世三公”的出身，以及其维护士族利益的传统姿态，正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盟主人选。
其四，则是以臧霸、孙观、尹礼等人为首的泰山豪强派。他们盘踞在徐州北部的琅琊、东海等地，拥有强大的私人武装，接受陶谦的官职任命，但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形同割据。他们的诉求相对简单直接：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于南下与我开战这种损己利人（袁绍）的事情，他们兴趣缺缺，更愿意保存实力，巩固自身。任何能增强他们军备的提议，都会得到他们的欢迎。
正是在这种微妙而复杂的平衡中，徐州的决策迟迟未能落地。而我知道，必须在这潭浑水中，投下一颗足够分量的石子，让局势向我期望的方向倾斜。
这颗石子，便是我派出的使者，阎象，以及他怀中那封我亲笔所书的求婚信。
徐州，下邳城，糜府。
书房内灯火通明，糜竺与弟弟糜芳正在对弈，但两人的心思显然都不在棋盘上。
“兄长，”糜芳落下一子，语气带着忧虑，“如今州中为是否响应袁本初，讨伐袁公路之事争论不休。陈元龙（陈登）父子四处游说，言袁公路乃士族公敌，若不早图，必为徐州大患。我们糜家……该如何自处？”
糜竺手持白子，沉吟良久，却未落下。他目光深邃，缓缓道：“袁本初，四世三公，名望虽高，然其远在河北，冀州初定，内有公孙瓒之患，其许诺，如同镜花水月。而袁公路……”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精光，“虽行事迥异常理，然观其在扬州所为，屯田安民，唯才是举，兴工商，印书籍……此非寻常割据之辈所能为也。其志不小，其法…或许代表着另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糜芳有些不解。
“嗯。”糜竺放下棋子，“我糜家以商立世，虽积累巨富，然在陈珪这些世代簪缨眼中，终究是末流。袁公路不重出身，重用陆康、张昭等江东士人，亦不鄙薄工匠商贾。其‘袁公纸’、‘活字术’，更是利于货殖流通、知识传播之神物。若投效于他，我糜家或许能摆脱这‘富而不贵’的尴尬境地，真正跻身于新兴权贵之列。”
他叹了口气：“只是，此事关系重大，袁公路虽示好，却无实质承诺，我亦难下决断啊……”
就在这时，管家匆匆来报：“家主，门外有客求见，自称淮南阎象，奉镇南将军之命而来。”
“阎象？袁公路的首席谋士之一？”糜竺眼中精光一闪，与糜芳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讶与期待。“快请！不，我亲自去迎！”
片刻后，宾主在密室落座。阎象不愧是我麾下干才，虽风尘仆仆，但言谈举止依旧从容不迫。他先是对糜家的商业成就表示了一番敬佩，随后便开门见山，表明了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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