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认真记录，又问：“除了您，村里还有其他农户对补偿标准有意见吗？”
“有！很多呢！”李大叔指着不远处的一片果园，“那边是王大爷的果园，种的是苹果树，已经结果了，征用他的一亩果园，给2000元补偿，王大爷说‘我的苹果树一年能结500斤苹果，卖5000元，2000元还不够肥料钱’，昨天还跟村支书吵了一架。还有西边的李建军，他的三亩水田是高产田，一年能收3000斤稻谷，征用半亩，给1000元，他也不愿意。”
祁同伟跟着李大叔，去了王大爷的果园和李建军的水田，两人的说法和李大叔一致，都觉得补偿标准太低，要是不提高补偿，就不同意征用农田。王大爷甚至说：“要是强行征用，我就去县委上访，反正不能让自己吃亏。”
下午两点，祁同伟又去了清河镇的清河村，这里涉及的农户有62户，征用农田25亩。清河村的农户以种粮为主，虽然亩产收入不如东风村的菜地，但也有农户抱怨：“2000元/亩，还不够买种子和化肥的钱，要是今年种不了地，明年的生活都成问题。”
一位叫赵秀莲的大婶，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她和两个孩子，三亩水田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需要被征用一亩：“祁局长，我家就靠这三亩水田过日子，征用一亩，给2000元，我和孩子明年吃什么？我跟村支书说能不能多给点，村支书说‘县里的标准，不能改’，您说我该怎么办？”
看着赵大婶眼里的焦虑，祁同伟心里很不是滋味——水利项目本来是为了改善农户的灌溉条件，让农户多赚钱，要是因为补偿标准不合理，让农户吃亏，反而违背了项目的初衷。他安慰赵大婶：“您别着急，我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给县委，争取调整补偿标准，不让大家吃亏。”
下午四点，祁同伟结束调研，返回县城。路上，他整理了调研笔记，发现涉及的5个乡镇，有80%的农户对补偿标准有意见，其中东风村、清河村的意见最大，主要集中在“菜地、果园补偿低”“旱地、水田补偿不足以覆盖成本”两个问题上，要是不解决，项目动工后很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阻工、上访，甚至引发冲突。
回到县局后，祁同伟没有休息，立刻整理了一份《水利项目农户补偿调研简报》，详细写了调研的情况、农户的主要意见、潜在的风险，还提出了调整补偿标准的建议：“1. 菜地、果园按5000元/亩补偿；2. 高产水田按3000元/亩补偿；3. 旱地按2000元/亩补偿（维持原标准）；4. 对特殊困难农户（如赵秀莲）给予额外的生活补助。”
写完后，他拿着简报，直接去了县委，找到刘正明的办公室。刘正明正在看水利项目的设计方案，看到祁同伟，笑着说：“祁局，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问问农户对补偿标准的意见。”
“刘书记，我刚从东风乡、清河镇调研回来，情况不太乐观。”祁同伟把简报递给刘正明，“80%的农户对补偿标准有意见，东风村、清河村的农户甚至说‘要上访、阻工’，要是不调整补偿标准，项目动工后肯定出问题。”
刘正明接过简报，快速翻看，脸色渐渐变得严肃：“没想到意见这么大，周志强上午还说‘问题不大’，看来水利局的调研根本不深入。你提出的调整建议很合理，菜地、果园的收入本来就高，补偿低了肯定不行；特殊困难农户也得照顾到，不能让他们因为项目生活更困难。”
他放下简报，拿起电话，拨通了周志强的电话：“周局长，你立刻来我办公室，带上水利项目的补偿方案，祁局刚从乡镇调研回来，农户对补偿标准意见很大，咱们得重新研究调整方案，不然项目别想动工！”
挂了电话，刘正明对祁同伟说：“祁局，谢谢你及时发现问题。要是你没去调研，没把情况反映上来，等动工了再出问题，咱们就被动了。你这个‘主动介入、提前预判’的意识，值得所有干部学习。”
“刘书记，这是我应该做的。”祁同伟谦逊地说道，“水利项目是民生工程，不仅要做好治安保障，还要确保农户的利益不受损，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农户的支持，项目才能顺利推进。”
很快，周志强来到办公室，看到简报上的内容，脸色通红——他之前根本没去实地调研，只是让乡镇的干部“口头了解”，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刘正明当着祁同伟的面，批评了周志强：“周局长，你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民意，怎么能做好民生工程？今天下午，你就带着人，去祁局调研过的农户家，亲自听听他们的意见，明天上午召开专班会议，研究调整补偿标准，要是再出问题，你这个局长就别当了！”
周志强连忙点头：“是，刘书记，我下午就去调研，保证明天拿出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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