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盲目打听消息也不是办法，江辰通过一些手段加入当地的酒会，结交了当地的一些权贵。
江辰不停的在各种酒柜上穿梭，守卫看到江辰在酒会场上谈笑风生。
在背后蛐蛐他，搁在以前就是当汉奸的料。
江辰可不知道这件事情，经过多方面打听，江辰也对乌克兰现在的局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现有的消息都提现在县官不如现管这方面。
只要价格合适，现在的管理者不会在乎苏联的整体利益，虽然明面上政府还在管理这里的一切，但是实际上管理者已经把他们全部架空。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合资酒店”那间陈设简陋的套房里，弥漫着淡淡的烟味和伏特加残留的气息。
江辰刚刚送走今晚第三拨“客人”——两个自称是州工业委员会下属“资产管理办公室”的官员，以及一个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眼神精明的“独立商业顾问”。
他松了松领带，脸上那副迎合周旋的殷勤笑容瞬间敛去，取而代之的是深思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
陈卫国默默地递过一杯温水，小赵则快速而专业地检查着房间各处，确认没有新增的窃听装置。
“还是老一套，”江辰喝了口水，嗓音微哑，“拐弯抹角地暗示他们手上有‘渠道’，能接触到某些‘闲置’的技术资料甚至设备，但需要‘活动经费’去打点各个环节，开口就是五万、十万美金。
那个顾问更直接，暗示如果我们想绕过官方直接和某个研究所的‘实验室主任’谈，他可以安排，抽成百分之三十。”
陈卫国冷哼一声：“贪婪无度，毫无底线。
那个所谓的资产管理办公室，八成也是个皮包机构，趁着混乱倒卖批文和信息的。”
江辰走到窗前，望着楼下依旧有零星车辆和行人晃动的街道。
这几天，他如同最勤勉的社交动物，穿梭在各种或公开或隐秘的酒会、沙龙、私人宴请之间。
凭借“东方联合”代表的身份、流畅的俄语（异能对‘语言’信息的吸收）、恰到好处的出手阔绰（用美元现金支付一切开销和小费），以及对外宣称的对“乌克兰深厚工业基础”的“浓厚兴趣”和“合作诚意”，他迅速打入了一个由本地官僚、落魄国企干部、新兴倒爷和外国掮客组成的、光怪陆离的圈子。
通过这些应酬和刻意的攀谈，结合之前接触的底层工程师（如谢尔盖·波波夫）提供的碎片信息，他对第聂伯罗乃至整个乌克兰中南部地区的真实权力结构，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明面政府”与“实际掌柜”的彻底分离。
州政府和市委的牌子还挂着，红头文件偶尔也发，但真正的资源支配权和话语权，早已旁落。
各个大型工厂、重要研究所、能源和交通枢纽，实际上被其现任或前任管理层、有背景的商业团伙、甚至武装保安队长把持。
他们自成一体，与州里或莫斯科的关系，更像是某种不稳定的“加盟”或“合作关系”，而非上下级。
州长或市长想办成一件事，往往也需要和这些“地头蛇”谈判、交易，而非命令。
规则崩坏，价格就是一切。 在这里，几乎没有不能买卖的东西，只有谈不拢的价格。
从一车皮煤炭，到一条生产线的图纸，再到一个顶尖专家的全家移民担保，都有明码标价或待价而沽。
法律和规章形同虚设，美元和美钞是唯一的硬通货和通行证。
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穿着旧西装的前官员们，现在最热衷的“公务”，就是评估手中还能控制或影响的国有资产，如何能兑换成尽可能多的外币，存入瑞士或塞浦路斯的账户。
对“苏联”认同的彻底瓦解。
与彼得罗夫将军那种还残存着些许旧日荣誉感和对整体命运忧虑的军队将领不同，这里的精英阶层谈及“苏联”或“莫斯科”时，多半带着讥讽、冷漠或赤裸裸的掠夺心态。
“苏联的利益？”一个喝多了的工厂副厂长曾拍着桌子对江辰嚷道，“谁还管那个死人！现在是能拿多少拿多少的时候！莫斯科的老爷们拿大头，我们喝点汤不过分吧？”
这也解释了为何此地表面“物资充裕”——只要能弄来硬通货，全球的商品都能通过黑海运进来；
而本地工厂但凡还有点生产能力的，产品也都想方设法换了外汇或紧俏货。
这是一种建立在废墟之上的、极度不公平的虚假繁荣，如同用伪钞堆砌起的海市蜃楼。
真正的财富（工业技术、人才储备）正在被贱卖、流失，而大多数人沉浸在获得几张“伪钞”（贬值卢布或暂时能换到消费品的美元）的短暂狂欢或焦虑中。
“陈组长，”江辰转过身，眼神重新变得锐利，“我们之前的判断没错。‘县官不如现管’。
在这里，我们要找的不是州长，不是部长，而是南方机械厂的仓储主任、曙光设计局负责档案销毁（或‘保管’）的副所长、第聂伯大学物理研究所看门的老兵（他儿子在情报部门）……是这些真正掌握着钥匙，或者知道钥匙在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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