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碾过最后一道雪坎时，沈言的头重重磕在车窗上，疼得他龇牙咧嘴。车窗外的黑土地已经露出了冻硬的表层，像块巨大的铁砧，泛着冷冽的光。老周猛踩刹车，卡车在雪地上滑出老远才停下，车厢里的玉米袋“咚”地撞在一起，发出沉闷的响。
“到了。”老周扯掉嘴里的烟蒂，指了指前方的土坯房，“李建国他们在里面等着，这次换粮的人多，得快点。”
沈言推开车门，寒风像针一样扎进领口，他裹紧棉袄，还是觉得骨头缝里都透着冷。这是他三个月内第二次来东北，距离上次带回去那车玉米才过去不到百天，院里的粮缸又见了底——不是吃得快，是来“借粮”的人越来越多。
傻柱的师傅病了，躺了半个月，家里断了顿；二大爷的小儿子在学校饿晕了，老师捎信让带点吃的；就连平时抠门的三大爷，都红着脸来找他，说小女儿想吃口玉米面粥。沈言把上次带回来的粮分了大半，自己留的那点，只够勉强糊口。
厂长找到他时，他本想拒绝。空间里的粮食足够他一个人吃到饥荒结束，何必冒着风险来东北走黑市？可看着厂长红着的眼圈，听着车间里越来越弱的机器声——工人们饿得没力气，连钢坯都快轧不动了，他终究还是点了头。
“沈同志，你可来了！”李建国从土坯房里迎出来，脸上的冻疮比上次更严重了，肿得像个馒头，“这次能换多少？队里的玉米不多了，知青们自己都快不够吃了。”
沈言的心沉了沉。他这次带的票证比上次多了一倍，本想多换点，看来是不成了。“有多少算多少吧。”他跟着李建国进屋，屋里挤满了人，都是来换粮的，有穿着工装的采购员，有背着包袱的老乡，甚至还有个穿军装的，大概是部队后勤的。
“都在抢粮。”王芳端来碗热水，声音压得很低，“不光是关内，内蒙古那边也来人了，说是草原上的牛羊都快饿死了，想换点粮食回去喂牲口。”
沈言捧着热水，指尖却暖不起来。他想起上次带回去的那车玉米，五百斤，分到院里各家，也就够撑个把月；分到厂里，连塞牙缝都不够。这就是现实——东北的粮食再多，也填不满全国的饥荒窟窿，他弄回去的那点，不过是杯水车薪。
“只能换三百斤了。”李建国抱着个麻袋进来，脸上带着歉意，“剩下的得留给队里的孩子，他们都快三个月没见过粗粮了。”
玉米的颗粒比上次小了些，还混着不少沙土，显然是筛剩下的。沈言没挑，让老周赶紧装车。他知道，这已经是李建国他们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沈同志，对不住。”李建国搓着手，眼里满是无奈，“今年的收成不如去年，北大荒的黑土地也扛不住了，种下去的种子，收上来的还没播下去的多。”
沈言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两包红糖和几尺布票：“这些你留下，给孩子们补补身子。”他没多留药，上次带来的青霉素，大概已经用得差不多了，空间里的存货也不多，得省着点。
离开土坯房时，沈言看见几个孩子蹲在墙角，手里拿着冻硬的玉米芯，正用牙一点点啃着上面的碎屑。他们的脸冻得通红，眼神却直勾勾地盯着卡车，像盯着救命稻草。
“别看了，走吧。”老周拍了拍他的肩膀，“看了也没用，你带不走，也救不了。”
沈言发动卡车，没再回头。他怕看见那些孩子的眼睛，怕自己心软，做出不理智的事。他带不走他们，就像他带回去的粮食救不了所有人，这种无力感，比走黑市的风险更磨人。
回程的路上，他们遇上了麻烦。在一个山坳里，被十几个流民拦住了，手里拿着木棍和石头，眼睛里冒着饿疯了的绿光。
“把粮留下！”领头的是个干瘦的汉子，脸上有块刀疤，说话时露出黑黄的牙齿。
老周把猎枪递给沈言，自己从座位底下摸出根铁棍：“别怕，这些人就是虚张声势。”
沈言握紧猎枪，手却在抖。他不想开枪，这些人也是饿疯了才会拦路，可他也不能把粮食给他们——这是厂里和院里盼着的救命粮。
“我们是厂里的，拉粮回去给工人救命的。”沈言的声音有点发紧，“你们要是饿，我这里有两个窝头，给你们。”他从包里摸出两个掺了麸子的窝头，扔在地上。
流民们看见窝头，眼睛更亮了，抢着去捡。沈言趁机发动卡车，老周猛打方向盘，卡车冲开人群，溅起一片雪泥。透过后视镜，沈言看见那个刀疤脸汉子正拿着窝头，狼吞虎咽地吃着，其他的人围在旁边，眼神里有失望，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退缩。
“这些人，以前都是农民。”老周叹了口气，“要不是饿到极致，谁愿意拦路抢劫？”
沈言没说话。他知道老周说得对。可他能怎么办？把粮食分给他们，厂里的工人、院里的孩子就得饿肚子；不分，心里又像被刀割一样。这就是饥荒年月的困境，你救了这个，就救不了那个，最终只能选择离自己最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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