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九龙反黑统筹办公室，凌晨三点的灯光依旧刺眼。林宸站在窗前，手里攥着一份皱巴巴的行动报告，指尖几乎要将纸页戳破——报告上写着：“10月17日凌晨2点，针对和联胜油麻地贩毒点的突袭行动，目标提前撤离，现场仅查获少量空包装，无人员抓获。”这是半个月内第三次了，和联胜的“小范围贩毒”行动像长了眼睛，每次都精准避开警队的巡查与突袭，让冲锋队前期的布线、盯梢全部白费。
“不可能这么巧。”林宸将报告摔在桌上，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一旁的华生推了推眼镜，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满是行动时间线与警队人员参与名单：“我们查了三次行动的参与人员，每次都有缉毒组、辖区警署和我们冲锋队的人，范围太广，很难直接锁定。”
“范围广不代表没痕迹。”林宸走到屏幕前，指尖划过10月5日的行动记录——那是第一次泄密，当时计划突袭和联胜的“货仓”，提前24小时通知了相关部门，结果行动前1小时，货仓的人全部撤离。“把三次行动前的‘信息流转节点’列出来，尤其是‘只有核心人员知道的细节’，比如突袭时间、路线、重点检查区域，看谁每次都能接触到这些信息。”
华生立刻调整筛选条件，屏幕上的名单快速缩小，最终停留在一个名字上——缉毒组警员刘建明。
“刘建明？”林宸皱眉，他对这个名字有印象：警校毕业三年，因“缉毒有功”被调入缉毒组，平时表现低调，很少引起注意。屏幕上显示，三次行动前，刘建明都以“协助协调辖区警力”为由，接触过行动方案，且每次行动前1-2小时，都有“异常通讯记录”——通话对象是未实名登记的一次性电话，通话时长不超过30秒，打完就关机，无法追踪。
“第一次行动前，他在10月4日22点，用公用电话打了一个一次性号码；第二次是10月10日18点，在缉毒组办公室用座机打了另一个一次性号码；第三次更隐蔽，10月16日23点，在油麻地街头的电话亭，打了第三个一次性号码——每次通话后，和联胜那边就有动静。”华生指着通讯记录，语气肯定，“这绝不是巧合，他接触核心信息的时间、异常通讯的时间，都和泄密时间完全吻合。”
林宸没有立刻下结论，而是让技术团队调取刘建明的档案，越看越觉得疑点重重：刘建明的“缉毒有功”，都是些“小案子”——比如查获少量摇头丸、抓几个小毒贩，从未参与过重大缉毒行动；他的社会关系里，有一个“远房表哥”，登记信息模糊，却在和联胜的外围成员名单里出现过，名叫“阿力”，正是之前招陈永仁入和联胜的小头目。
“安排技术监控，24小时盯紧刘建明的所有通讯，包括电话、传呼机，还有他的行踪。”林宸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另外，查他的银行流水，看看有没有不明资金流入——黑帮安插卧底，不会不给好处。”
技术团队连夜部署，在刘建明的缉毒组办公桌下、常用的公用电话旁，安装了微型监听设备；同时调取他近一年的银行流水，果然发现异常——每个月都有一笔“匿名汇款”，金额从5000到港元不等，汇款账户是海外空壳公司，与之前和联胜洗钱用的账户类型一致。
10月20日晚上8点，监听设备传来关键信息。刘建明借口“加班”，留在缉毒组办公室，关上门后，偷偷拨通了一个一次性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正是和联胜的坐馆阿坤：“明天有批货从观塘走，警队那边有没有动静？”
刘建明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紧张：“刚拿到消息，冲锋队明早9点查西边的码头，你们走东边老路线，肯定没事。货卸完后，把仓库的痕迹清干净，别留尾巴。”
“知道了，下个月的钱会按时打给你。”阿坤的声音落下，电话挂断。
监听设备旁的技术人员立刻将录音传到林宸的电脑上。林宸反复听着通话片段，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刘建明的卧底身份已经确认，但抓捕他很容易，却会打草惊蛇：和联胜失去了警队的眼线，会立刻安插新的卧底，之前的监控、布线又要重新开始，反而得不偿失。
“不能抓。”林宸抬起头，看向围过来的华生和马军，“我们要策反他。”
“策反？”马军皱起眉，“他是黑帮安插的卧底，怎么可能反过来帮我们？”
“他有软肋。”林宸调出刘建明的家庭档案，指着其中一页，“他母亲患有尿毒症，每周要做三次透析，费用很高，黑帮正是用‘医药费’控制他。我们可以帮他解决母亲的医疗问题，再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只要他配合我们，传递假情报，我们就可以对他的卧底行为既往不咎，甚至帮他留在警队。”
华生立刻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让他给和联胜传假消息，比如告诉他们‘警队查东边’，实际上我们查西边，把他们的货和人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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