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通讯晶片被有限度地配发给一些关键岗位的“平民替换者”，确保指令能及时传达。
宋子健则从职业演员讲师，化身成为平民教育家，将自己的讲义重新编写，用更直白和简洁的方式让百姓能更快的学会，
他把自己关起来，琢磨那些细微的表情、语气、习惯性动作。然后，他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开辟出了“鬼子模仿秀大舞台”。
“笑！不是让你真笑！是那种皮笑肉不笑，带着优越感的假笑！对！嘴角咧开点，眼神要蔑视！你他妈看的是蚂蚁，不是亲爹！”
“走路！外八字！晃起来！想象你兜裆布三天没换了，磨得蛋疼！就这个感觉！”
“鞠躬！不是让你撅腚！腰弯下去，但脖子要硬着！嗨依！要说出来！声音从鼻腔里出来！带点不耐烦！”
“骂人！八嘎呀路！要连贯！要有气势！想想他们怎么抢你家粮食的！”
宋子健的平民教学方式粗暴直接，甚至有些粗俗，但却异常有效。那些原本淳朴甚至木讷的渔民、农民、码头工人，在他的“魔鬼训练”下，竟然真的飞快地掌握了鬼子士兵那股令人作呕的腔调和做派。
他们彼此用生硬的日语打招呼，吹嘘着根本不存在的“武勇传”，甚至为了谁模仿得更像而争论。
整个基隆，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沉浸式的“抗日主题影视基地”，而每一个百姓，都是身临其境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孩子们被教导看到“鬼子”不要害怕地跑开，而要像以前一样露出恐惧和厌恶的眼神，甚至偷偷吐口水，这反而更能让新来的鬼子相信一切“正常”。妇女们则负责缝补修改缴获的鬼子军服，或者准备那些掺了药的酒菜。
替换流水线也变得愈发高效娴熟。
一艘船靠港，初级情报立刻通过搬运工等渠道汇集到指挥中心。人数、部队番号、长官姓名性格、目的地，以免碰到武士道信念强，死活无法逼供的。
“友好”的“基隆驻军”上前接待，热情安排食宿，引导至营区或酒馆。
蒙汗药、催眠气体等手段轮番上阵，确保目标在无声无息中失去反抗能力。
迅速捆绑，拖入秘密通道，送往“鬼见愁”或港外废弃礁石区的“处理点”。
专业刑讯人员逼问任务内容，部队详情，人物背景等所有可能涉及的信息。
同时，早已准备多时的“替换者”们立刻上岗，他们穿上目标的军服，佩戴好证件，液体机器人根据谭荣堂现场扫描的数据进行最后的面部微调，内置通讯器里播放着目标的语音片段供模仿。
很快，一群“焕然一新”的“荒军士兵”就重新出现，带着不明所以的船工和非日裔人员，继续执行原定的行程或驻防任务。他们的表演，在无数“群众演员”的默契配合下，几乎天衣无缝。
对于那些被捕获的鬼子俘虏，审判和处决的权力，谭荣堂和宋子健在经过商议后，很大程度下放给了那些受害最深切的百姓。
在暗无天日的“鬼见愁”深处，或者在偏僻的海边岩洞里，复仇以一种古老而残酷的方式上演。
曾经被鬼子用刺刀挑死儿子的老父亲，颤抖着用同样的刺刀，结束了仇人的性命。
曾经被侮辱的妇女，亲手将侮辱她的人阉割。
那些被强迫跪地磕头、被当做活靶子、被狼狗撕咬的惨剧，如今被一一奉还。
谭荣堂和宋子健并没有过多干预，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他们理解这份被压抑太久的仇恨需要宣泄的出口，只要过程隐秘，不影响大局。
这些处决，与其说是刑罚，不如说是一种仪式，一种告慰亡魂、让生者获得继续前进力量的仪式。每一次复仇的执行，都让参与其中的百姓眼神中的麻木减少一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痛楚的清醒和坚定的决心。
随着替换范围的扩大，基隆这座“魔鬼工厂”的产品，那些经过严格训练、完美伪装的“鬼子士兵”、“军官”、“翻译官”、“买办”，开始以基隆为起点，沿着铁路、公路、海路，像注入体内的青霉素一样向着湾湾全岛扩散。
他们有的按照原定计划，前往新的驻地报到。
有的则主动出击，利用拷问出的信息，瞄准那些鬼子驻防薄弱、或者汉奸猖獗的地区。一支由三五人组成的“荒军小队”带上一些“劳力”，以巡查、送信、增援等各种名义进入一个村庄或小镇，往往只需要一个晚上，就能将当地少量的日伪势力连根拔起，全部替换。
然后，就地发展、训练新的“演员”，如同滚雪球一般，将控制的网络悄然延伸。
为了保证这些“外派人员”的伪装成功率，谭荣堂在基隆建立了更为严格的“高级培训班”。
学员是那些表现优异、即将被派往异地执行长期潜伏或扩张任务的“替换者”。
培训内容更加深入，不仅要熟悉自己顶替角色的所有社会关系、性格癖好、笔迹口音，还要学习更多军事技能、情报收集、密码使用、甚至如何发展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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