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是去发财的，不是去送命的！”
“龙国凭什么屠杀我们的孩子！”
“小日子帝国不能被龙国欺负了，复仇！”
“粮食呢！为什么粮食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高！从清廷掠夺的财富去哪了？”
“清廷最好打！为什么打德国和龙国！”
警察和特高课的人员紧张地围在四周，试图驱散人群，但这一次，恐惧和愤怒压过了对当局的畏惧，推搡、叫骂、甚至小规模的冲突开始出现。昔日“帝国万岁”的欢呼之地，此刻回荡着“报仇！”、“要粮食”的怒吼。
类似的混乱场景，在大阪、神户等工业城市也在上演，工人罢工抗议物价飞涨的同时，还有要求延长工时支援前线的呼声。
在农村，景象更为凄惨，连续多年的征兵，早已抽干了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田野里耕作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每一个村庄，几乎都有“英灵祠”，供奉着阵亡者的牌位，而如今，新的噩耗不断传来。
在广岛的一个小村庄，村长颤抖着双手，一次接到了三份阵亡通知书，都是海参崴战役的。其中一份，是来自田中一郎的家。那个曾经在宇品港码头对大海感到不安的年轻农夫，最终没能回到他耕作过的土地。
他的母亲接到通知书时，没有哭喊，只是呆呆地坐在门口，望着远方的稻田，一遍遍喃喃自语：“一郎……说好了……打完仗就回来……帮家里抢头牛回来的……” 邻居们沉默地围在一旁，兔死狐悲的绝望弥漫在空气中。
村里的青壮年几乎已经绝迹，下一次征兵，恐怕就要轮到未成年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了。
征粮官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和朝鲜防御计划，政府加大了粮食征收力度，几乎掠走了农民口中最后一点存粮，“为了圣战！为了帝国！”的口号再也无法激起热情，换来的是麻木的服从和隐藏在眼神深处的怨恨。
这就是小鬼子的百姓吧，能喝着别人的血，吃着别人的肉生存时，他们义无反顾。当发现吃亏的是自己时，又会戴上伪善的面具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地震、海啸频发地区的被迫害妄想症晚期患者的典型表现。
官方媒体最初仍试图按照指令，极力宣扬“日韩合并”的伟大意义和“固守朝鲜”的必要性，将战略收缩描绘成“深谋远虑”和“集中力量”。
《东京朝日新闻》的头条文章鼓吹合并带来的“广阔腹地”和“稳固后方”，但对于之前的惨败，则轻描淡写，归咎于“敌人的狡诈”和“一时的困难”，并强调帝国军人“英勇奋战”、“瓦碎报国”的精神。
然而，这一次，民众不再轻易买账，报纸的销量下滑，人们更愿意相信街头巷尾流传的“谣言”。一些稍微敢言的报刊，开始隐晦地提出疑问，呼吁政府“体恤民情”、“审慎决策”，虽然立刻遭到审查和打压，但这种声音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舆论场的失控。
前线惨败的细节，通过各种隐秘渠道不断渗透进来，与官方宣传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和幻灭感。
即便是军队内部，士气也低落到了极点，新征召入伍的士兵，不再是满怀“为国尽忠”热情的青年，更多的是被生活所迫或被强征来的麻木面孔。他们训练时无精打采，私下里则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
“听说要去朝鲜守堡垒……那里冷得很……”
“龙国人会不会打过来？他们那种武器……”
“去了就是送死……看看第五师团和第七师团……”
军官们对此也心知肚明，只能用更严酷的纪律和体罚来维持控制，宣扬“武士道精神”和“为天荒尽忠”来麻醉士兵，但效果甚微。一种“早晚要死，何必挣扎”的绝望情绪在军营中蔓延，逃兵事件开始增多，虽然被抓回后下场极其悲惨，但仍无法完全遏制。
面对民间的哀鸿遍野和军队的低迷士气，上层尤其是军部中的死硬派，并未真正反思。他们反而认为，失败是由于“意志不够坚定”、“国民不够忠诚”。于是，在全力镇压朝鲜反抗运动、构筑朝鲜堡垒的同时，他们对内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酷。
特高课的活动变本加厉，任何对战争、对军部、对政策的质疑和批评，都可能被扣上“非国民”的帽子而遭到逮捕甚至秘密处决，舆论管制达到顶峰，只能有一种声音存在。
他们企图用恐惧来压制恐惧，用高压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秩序，仿佛这样就能让时间倒流，重回那个狂热的扩张时代。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坐在一个内部压力不断增大的火山口上，帝国梦想的泡沫破灭后，留下的不是一个坚韧的核，而是一个被掏空、充满裂痕、随时可能彻底崩塌的空壳。
在印度洋准备登陆的纪沧海等人，冷眼旁观着小日子国内发生的一切。他看着关于小日子社会动荡、经济濒临崩溃、军队士气低落的报告，嘴角只有一丝冷峻的笑意。
“占领朝鲜是最大的退让？还真有他们的……”他对着地图上被重点标注的朝鲜半岛哼了一声，“打完阿三，就可以进行最后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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