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刻意的沉默引发了内部和外部的强烈关注，奉天、长春等地少数激进的同盟会员和学生，不满于总会的决定，试图私下串联，响应请愿。
但他们的行动往往在萌芽状态就被屯居委会或新成立的维稳办迅速劝导或消弭。
一位试图组织奉天学生静坐的骨干，被请到黑龙江参观模范屯和新建的机械厂，回来后便绝口不提请愿之事，从理想派直接化身实干派，投身到基层屯居建设中。
这种高压下的平静，让关内立宪派和清廷都感到困惑和不安，立宪派领袖如张謇等人，曾致电朱云飞，希望这位手握重兵、掌控富庶之地且思想开明的封疆大吏能登高一呼，形成南北呼应之势，电报如石沉大海。
清廷军机处则密令驻东三省官员严密监视朱云飞动向，揣测其沉默背后的真实意图，是韬光养晦？还是另有所图？
作为立宪派的核心理论家和活动家，杨度本人虽在关内奔走呼号，但他深知朱云飞控制下的东三省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他利用旧谊，秘密派遣心腹前往齐齐哈尔，试图联络朱云飞本人或其核心幕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暗示立宪成功后朱云飞在新政权中的地位。
然而，他的使者连朱云飞的面都没见到，就被程德全以总督忙于新政，无暇他顾为由婉拒，使者带回的只有朱云飞一句模糊的口信：“东三省之责，在安境保民，夯实根基。关内之事，自有其道。”
杨度闻之，扼腕叹息，深感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关外悄然崛起，却游离于全国性的政治浪潮之外。
第一波请愿被清廷以“预备立宪已有明谕，应俟九年筹备完全，再降谕旨”为由搪塞过去。这敷衍的态度激起了更大的反弹。
8月，由各省谘议局牵头，联合商会、教育会等团体，发动了规模更大、组织更严密的第二次请愿。代表人数更多，签名更众，言辞也更加激烈，直指九年预备期迁延过甚，要求即开国会。代表们甚至采取了长跪宫门、泣血陈情等激烈方式，震动朝野。
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浪潮和越来越大的压力，清廷内部陷入激烈的争论。
以慈禧和顽固守旧派为首的力量，对请愿充满警惕和厌恶，视其为对皇权的挑战和对祖宗成法的背叛。
而以袁世凯和张之洞等相对务实的官僚，则倾向于有限度地让步，以平息民怨，巩固统治。
作为对请愿浪潮的回应和拖延策略，清廷于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钦定宪法大纲》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但核心在于“大权统于朝廷”，明确规定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议院仅有协赞之权，形同虚设，这无疑给满怀希望的立宪派泼了一盆冷水。
在颁布大纲的同时，清廷再次强硬重申了九年预备立宪期不变，并严厉申斥请愿代表喧嚣浮躁，扰攘宫廷，要求他们各安其位，不得再行请愿，上谕中甚至隐含威胁之意。
清廷这种以立宪之名行强化君权之实的做法，以及对请愿运动的强硬打压，彻底暴露了其毫无立宪诚意的本质。
许多原本对清廷抱有幻想的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开始转向同情或支持革命，立宪运动本身遭受重创，第二次请愿浪潮在清廷的强硬态度下逐渐平息。
清廷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积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在知识分子、新军和会党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当关内在请愿的喧嚣与幻灭中动荡时，东三省在朱云飞的铁腕治理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繁荣与平静。
黑龙江的秋粮丰收在望，工厂机器日夜轰鸣，新军操演步伐整齐，屯居委会高效运转。
朱云飞在总督府书房里看着各地关于请愿的报告，摇了摇头道：“朽木不可雕也，他们堵死了最后一条和平变革的路。也好，这盆冷水，让更多人清醒了。”
东三省的沉默，此刻在有心人眼中，不再是怯懦或无能，而是一种深不可测的、令人心悸的蓄势待发，朱云飞的低调维稳却将自己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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