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都不乏和主流思想作对的思想和人。当天下为公、人人平等成为主流思想的时候，作对的人是那些王公贵族、公子王孙，虽然没有人出来明目张胆地反对，但那只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轻蔑。后来，生民党员几乎每天都有人暴雷，不是腐化就是堕落，这也就给了一些人以口实。现在，当文化冲击的洪流滚滚而来，就会有一些精心准备的杂音冒出来了。
一般情况下，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政党执掌政权五年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兴奋劲刚刚过去，不过如此的想法也该冒头了。根基尚未立稳，荼毒尚未清除。袁野满以为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在夸父星上出现，因为这里的对立远没有那么尖锐，对新社会的叫好声一直络绎不绝，但是，阶级的烙印是祖祖辈辈以来的传承，八字方针从提出到普及还不足十年，就连享受到好处的人都对它能否彻底改天换地表示怀疑，但这样迅猛的势头一下子蔓延到整个星球之后，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坚信了。
不得不说，何荩引进这些文化产品，只是单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的，蔚兰亭包括苏亦达也没有做好分析研判，当各种书刊以及影视节目普及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这是生民精神层面的现实需要。成盛洲还算敏感的，及时提出了止损意见。虽然那些书刊和作品大多数都是正能量方向的，但人们往往记住了其中最调皮的那句话，而往往那句话会潜移默化地改造人们的精神生活。
于是，生民党的内刊上，《国家责任的界定划分》、《我们只有一个夸父星，但可以有多种制度》、《核心方针下的百花齐放》等署名文章经过蔚兰亭和苏亦达特批之后得以刊发。他们的想法是，先掀起一场大讨论，看看全党的意志，大不了推倒就是。
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想到过找袁野，听听他的意见。或许他们认为袁野那新的世界观构建太过重要不容分心，也或许是他们太过自信觉得事情还没到那种程度而且自己还能掌握，又或许是对袁野有些怨气不想再被他牵着鼻子走。
袁野倒也没有主动去找他俩，而是在看过内参那些文章后和谦谦花了七天时间，反复讨论，炮制出一篇文章《当前我们如何应对反人类？》。文章指出，反人类分为若干层次，最简单直接的是与人为敌，逢人必反，这种层次无须担心，因为若敌人强大，抗击也没用，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如若敌人弱小，则人人得而诛之，他也难以存活。第二个层次则是反和不反各占一半，既需要人类为他服务，又需要巩固他的统治控制大多数底层的人类，比如之前的那些什么王朝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为什么说他们也是反人类呢？因为他们为了巩固统治而限制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愚民政策漫天飞，登记制度很森严，喂饱了一小撮，受苦了大多数。第三个层次则表现多样化了，有第二层次的遗老，有眼红胜果的窃贼，有浑水摸鱼的流氓，还有伪善叵测的小人，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这种利益可能需要通过给社会思想制造混乱给社会秩序制造麻烦从而获取，这在客观上就是一种反人类，只是有损害程度之别。在四大陆全力发展的今天，生民党以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公平平等为己任，各种产业一鸣惊人，各种科技造福人类，各种举措保障民生，而在此情况下，发出批评的声音稍加辨别就能分清善意恶意，打着心忧天下旗号而发出不同声音的人也基本上能透过现象看到背后的丑恶本质。因此，生民党有责任在全夸父星内督促各大陆设立反人类罪并对罗列出来的二十八种情节分别科刑，否则就会制造混乱重启战端贻害民生！至于意识形态领域，写文章制造混乱者，亦可用文章一一驳斥，让全天下都知晓其其险恶用心，虽然不至于科刑，但可以根据性质采取组织措施或别的手段来解决处理。其实袁野和谦谦也知道，反人类这顶帽子有些言过其实了，但反反复复斟酌之后，还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振聋发聩。
蔚兰亭看到文章后当即惊出一身冷汗，原来目前的情况竟然被袁野看穿看透了结果，立即找来苏亦达商量，苏亦达也同样大吃一惊，说：“我们在安逸里待太久了，有些麻木咯！”建议蔚兰亭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算是对某些杂音的呼应，蔚兰亭照办了。还专门给杜振霆、郭大煜、杨柳树和吴钟宥打了电话，让他们务必立即立法。
而后，蔚兰亭带着苏亦达亲自去了一趟湖畔，在袁野家里赖了好几顿饭，走的时候又抢了好几箱酒，气得袁野直骂他不是魁首，而是匪首！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袁野和谦谦一个天神，一个大法官的这篇文章话语权很足，震慑作用也很足，倒是震住了一批人，不因言获罪倒是让他们少了某些顾虑，但二十八把刀子却是直戳内心，刀刀见血。
百花齐放是难以开下去了，但国家理念似乎却在更深刻地发酵着。虽然蔚兰亭在大会上已经明确了四个大陆就是四个国家，四个法人搞独立核算，还在后来的一系列动作中更加清晰地做了一些界定，比如还账协议。但是在军队和组织等方面保持了绝对掌控，杜振霆等四人仍为蔚兰亭直接任命，同时杨柳树、郭大煜、张长河手中的军权仍未解除。这种安排似乎宣示了四个大陆不可以独领军权，在一种奇特的模糊中，弱化了国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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