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命的指令悬在头顶，像一把引而不发的剑。第七组的休整期被强制拉长，却比任何高强度训练都更磨人。每个人都在一种紧绷的等待和焦灼的压抑中消耗着精力。
陈锋的复健进度成了衡量时间的另一种刻度。他从需要搀扶行走，到能自己推着轮椅进行短距离移动，再到可以扶着墙壁缓慢、僵硬地独立行走几步。每一步都伴随着粗重的喘息和额角的冷汗，但他眼神里的冰层却越来越厚，越来越坚硬。他开始参加指挥部关于“点接触”任务的远程推演会议，声音沙哑但条理清晰，提出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直指行动方案中最危险、最不确定的环节。
吴振的训练内容彻底转向了极端环境下的生存与静默行动。他拉着张宇和周明，在模拟训练场搭建的复杂管道和狭窄空间里，反复演练着如何在绝对安静、视线受阻、且可能随时遭遇非物理性干扰的情况下，进行人员转运、样本采集和紧急撤离。他们发明了一套极其简洁的触觉和灯光信号系统，确保在通讯完全中断时也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协同。吴振的要求严苛到近乎变态，一个多余的动作、一次稍重的呼吸都会引来他冰冷的瞪视和毫不留情的重复指令。
张宇和周明默默承受着。他们理解吴振的压力，也明白这次任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对手不是能开枪射击的实体，环境本身可能就是最大的敌人。他们像两块被反复锻打的精铁，在吴振近乎自虐的操练下，将那份本就沉稳的韧性磨砺得更加内敛，动作更加精确，配合更加天衣无缝。
林雪彻底住进了研究院的临时指挥节点。她的关联模型日益复杂，吸纳着来自植物园地下扫描、另一个易安实时监测、以及“蚀渊”档案解密的每一丝新数据。模型开始显示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周期性波动和潜在共振节点。她向指挥部提出警告：地下那个“点”的能量活动可能存在未被察觉的规律，其辐射的“诱导场”强度并非恒定，而是在几个特定的时间窗口出现极其微弱的增强，而另一个易安的脑波活动，似乎也隐约遵循着相似的节律。她建议，如果必须进行接触，应选择在能量活动的“低谷期”进行，以降低不可预测的反应风险。
易安（本世界的）则在谭薇和研究院感知专家的双重指导下，进行着堪称残酷的适应性训练。训练目标不再是提升感知灵敏度或广度，而是极端精准的控制与对特定信号的主动屏蔽/引导。她被置于模拟的、强度不断变化的“诱导场”环境中（基于植物园数据），要求她必须精确分辨出其中属于“畸变点”的基础规则扰动信号，并将其与正常的生命场波动剥离；同时，还要模拟在感知到“蚀渊”相关冰冷印记时，如何迅速启动调节器的深层过滤协议，将自身感知“包裹”起来，避免共振过载。训练中，她多次因为强行分离复杂信号而导致剧烈的偏头痛和短暂的感知丧失，甚至有一次产生了类似另一个易安那种结构性幻视——看到眼前物体的边缘出现缓慢的、几何状的剥落与重组——把谭薇吓了一跳，立刻降低了训练强度。
但易安坚持了下来。她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信念：她必须成为这次任务中最可靠的感知指针，不仅是指引方向，更是预警那可能来自深渊的、最细微的恶意涟漪。每次训练到极限时，她眼前总会闪过监护室里那个沉睡的身影，这成了支撑她继续下去的唯一动力。
研究院对地下“点”的监控日夜不停。数据流像一条沉默而阴郁的河，持续汇入分析中心。那个“点”的活跃周期被进一步确认，其能量辐射的“低谷期”大约每六十七小时出现一次，持续时间约四十分钟。这成为了拟定行动时间的唯一依据。
行动方案在无数次推演和争吵中逐渐成型，代号“探针”。核心原则：最小接触，最大防护，随时撤离。
第七组的任务是：在林雪确定的能量“低谷期”窗口内，通过预先钻探的、带有多重能量屏蔽的微型勘探管道，将一个特制的、集成了多种高灵敏度传感器和微型机械臂的“接触单元”送至距离“点”约一米的位置。接触单元将进行极其短暂的（计划不超过十秒）非接触式能量扫描和信息采样，然后立即回收。整个过程，第七组（陈锋远程指挥，吴振、张宇、周明现场保障，易安感知预警）负责现场安全、设备操作以及与指挥中心的实时通讯保障。
而最重要的同步监测，则是对另一个易安的全方位生理与脑波监控。研究院将对比接触前后、以及接触过程中她的各项数据变化，尤其是那些诡异的结构性脑波信号，试图寻找“点”的活动与她意识状态之间的直接关联证据。
行动前夜，气氛凝重如铁。所有参与人员最后一次核对流程，检查装备。特制的接触单元被安置在专用的运输箱内，看起来像个不起眼的金属圆筒，表面却布满了复杂的能量缓冲纹路。负责操作的张宇和周明，已经将操作流程演练了不下百遍，闭着眼睛都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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