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5日，晨雾尚未褪尽的哈巴罗夫斯克（苏称伯力）被一层冷冽的寂静包裹。
黑龙江面泛着青灰色的波澜，江水裹挟着诺门坎战场的焦土碎屑，在城区码头淤积成暗褐色的泥滩。
这座苏联远东军区的核心重镇，此刻随处可见苏军的装甲集群——T-34坦克的履带碾过沙皇时期遗留的青石板路，履带齿缝间的草屑与硝烟味交织，伊尔-16战斗机编队掠过天空时，机翼下的红星在云层间划出冷光，无声宣告着这片土地因诺门坎的胜利而确立的霸权。
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的谈判厅，是一间由19世纪军官俱乐部改造的空间。深褐色核桃木长桌占据了核心，桌面刻着深浅不一的划痕，那是半个世纪来权力博弈的印记。
桌案两侧，苏日双方代表隔着三米距离对峙，空气里弥漫着苏联雪茄的醇厚、旭日榻榻米的潮气，以及尚未散尽的战场硝烟味，每一次呼吸都像吞咽着冰冷的钢铁碎屑。
苏联首席谈判代表，正是刚从诺门坎前线凯旋的格奥尔吉·朱可夫大将。
他身着深绿色军装，肩章上的四颗金星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军装袖口还沾着草原的草籽与坦克机油的痕迹——这位亲手将日军第23师团碾成齑粉的指挥官，此刻没有丝毫战场上的暴戾，只是垂眸看着桌前的赔偿清单，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他身旁的远东方面军参谋长瓦西里·崔可夫中将，腰间别着满是弹痕的纳甘左轮手枪，目光如鹰隼般扫过日方代表，仿佛在审视战场上的俘虏；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列夫·麦列茨科夫则穿着笔挺的西装，指尖夹着钢笔，随时准备记录下谈判的每一个细节。
旭日代表团的氛围则像被雨水浸透的棉絮，沉重得让人窒息。首席代表是旭日驻苏大使东乡茂德，清瘦的脸上挂着旭日式外交特有的僵硬微笑，和服领口的褶皱里藏着一夜未眠的疲惫，他面前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却没有一个能改变“战败求和”的绝境。
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双手紧握成拳，指节泛白，他刚刚从伪满长春赶来，靴底沾着北满草原的尘土，脑海里反复回放着诺门坎战场上的惨状——日军坦克被T-34的76.2mm主炮击穿时的爆炸声、士兵被炮火熔在地面的焦糊味，还有苏蒙骑兵冲阵时的呐喊，此刻都成了压在他心头的巨石。
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少将则面色惨白，作为诺门坎战役的策划者之一，他至今记得第23师团被苏军装甲集群分割包围时的绝望电报，那些“全员玉碎”的字眼，像针一样扎在他的神经上。
“东乡大使，”朱可夫率先打破沉默，声音低沉如黑龙江的冰层，带着战场胜利者的不容置疑，“诺门坎的硝烟已经散去，贵军的11万兵力，被我军歼灭8.7万，320辆坦克全部消灭，大批火炮被毁——这就是你们挑衅苏联的代价。”
他抬手将一份标注着“绝密”的伤亡清单推到东乡茂德面前，清单上的数字用红笔圈出，刺眼得如同战场上的鲜血，“苏联远东方面军与蒙古人民军共伤亡2.9万人，损毁T-26坦克53辆、KV-1重型坦克2辆、火炮130门，这些损失，必须由旭日方面全额赔偿。”
崔可夫随即补充，声音带着军人特有的干脆：“目前，远东方面军已在苏蒙边境部署3个坦克军、8个步兵师、4个炮兵旅，总计42万兵力，配备T-34量产型坦克480辆、KV-1重型坦克90辆，以及1200门大口径榴弹炮。”
“只要我一声令下，这些部队可在72小时内突破旭日军在伪满的所有防线，直抵长春、沈阳。”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旭日方代表瞬间惨白的面容，“东乡大使，你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只有接受或开战两个选择。”
东乡茂德的笑容瞬间凝固，他端起桌上的青瓷茶杯，指尖微微颤抖，茶水溅在笔记本上，晕开了“赔款”两个字。“朱可夫大将，”他的声音带着刻意的平缓，却难掩底气不足。
“旭日方承认边境冲突中存在‘处置失误’，但‘侵略’一词过于严苛。关于赔偿，我方最多可支付5000万日元，且仅针对苏联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并非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主权国家，旭日方无法与其建立赔偿关系。”
“荒谬！”麦列茨科夫猛地拍桌而起，俄语的怒斥在房间里回荡，震得桌上的钢笔都跳了起来，“诺门坎战役中，蒙古人民军第6骑兵师付出了1.8万人的伤亡，他们的骑兵马刀砍断了旭日军的防线，也染红了苏蒙边境的草原——难道他们的鲜血，不配得到赔偿？”
他俯身向前，将一叠照片推到东乡茂德面前，照片上是被旭日军焚毁的蒙古牧民帐篷、堆积如山的牧民尸体，还有旭日军士兵在屠杀现场的合影，“这是我们在战场上缴获的证据，如果旭日方拒绝向蒙古赔偿，苏联将把这些照片公之于众，让全世界看看旭日军国主义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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