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霍夫饭店的房间里，壁炉里的火焰跳动着，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寒意。阿道夫的目光从街头的流民身上收回，落在桌面上摊开的一份选票统计报告上。墨色的数字刺眼夺目——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NC虽以33.1%的得票率仍是第一大党，却未能获得绝对多数，这让他此前“以选票夺取政权”的计划遭遇挫折。但他指尖划过纸面时，没有丝毫焦躁，反而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
“那些保守派还在幻想制衡我们？”阿道夫猛地攥紧拳头，指节泛白，“兴登堡那个老顽固，以为靠施莱谢尔就能稳住局面？他错了，错得离谱！”
此时房门被轻轻推开，保罗·戈培尔走了进来。这位NC宣传部部长身材矮小，右眼因幼时疾病几乎失明，但此刻那双不对称的眼睛里，闪烁着与阿道夫如出一辙的狂热。他手里捏着一叠刚印刷好的传单，油墨的气味混杂着室外的寒气一同涌入房间。
“我的元首，”戈培尔微微躬身，声音带着刻意压低的兴奋，“我们在柏林工人区的宣传已经奏效，那些失业的工人开始相信，只有您能给他们面包和工作。还有容克地主们，他们害怕康米们的土地改革，已经私下联系我们，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阿道夫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伸手接过传单。上面印着粗黑的标题：“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我们德国而战！”配图是一个肌肉虬结的德国工人，正奋力砸碎刻有“赔款”“割地”字样的锁链。这种直白而极具煽动性的视觉语言，正是戈培尔的拿手好戏。
“很好，”阿道夫点点头，将传单扔回桌面，“但这还不够。施莱谢尔的内阁撑不了多久，他既得不到工人的支持，又失去了军队的信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倒台时，给兴登堡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他走到窗边，再次望向总统府的方向。那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寒风中沉默矗立，如同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堡垒。但阿道夫清楚，这座堡垒早已千疮百孔。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工业产值暴跌40%，失业人数从1929年的130万飙升至1932年的600万。
街头的流民中，有曾经的工厂主、工程师，也有刚成年的青年，他们卖掉了家具、衣物，甚至沿街乞讨，只为换取一块黑面包。
“他们需要的不是民主，是希望，哪怕这种希望是虚假的。”阿道夫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凡尔赛和约》让他们抬不起头，经济危机让他们吃不饱饭，魏玛政府的软弱让他们看不到未来。我们只要告诉他们，我们能改变这一切，他们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我们。”
戈培尔躬身应和：“是的，元首。我们的冲锋队已经扩充到四十万人，他们每天都在街头游行，高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口号。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会在这种声势下选择我们。”
阿道夫转过身，目光扫过戈培尔：“告诉罗姆，让冲锋队收敛一些暴力行为，现在不是时候。我们要让兴登堡觉得，我们是‘可控的力量’，是能稳定局势的‘唯一选择’。”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联系胡根贝格，告诉他，如果他愿意让德国国家人民党与我们合作，未来的内阁中，经济部长的位置是他的。”
胡根贝格是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领袖，代表着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的利益，此前一直对NC持排斥态度。但阿道夫清楚，要获得兴登堡的信任，必须拉拢保守派势力，形成“联合政府”的假象。这种政治妥协，在他看来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掌权，这些盟友终将成为他独裁路上的垫脚石。
戈培尔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您想得太周全了，元首。胡根贝格一直担心康米们上台，只要我们承诺保护他的利益，他一定会同意合作。”
就在这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起。阿道夫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示意戈培尔安静，然后拿起了听筒。
“喂，这里是阿道夫。”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而疲惫的声音，是兴登堡总统的私人顾问奥托·迈森纳。“阿道夫先生，总统阁下希望明天上午十点，在总统府与您会面。”
阿道夫的心脏猛地一跳，但声音依旧平静：“感谢总统阁下的召见，我一定会准时到达。”
挂掉电话，阿道夫猛地一拳砸在桌面上，壁炉里的火焰因震动而剧烈摇晃。“来了！机会来了！”他放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压抑已久的狂喜与野心，“兴登堡终于低头了！”
戈培尔也激动得浑身发抖：“元首，这是我们等待了十年的时刻！明天，您一定要让总统阁下相信，只有您能拯救德国！”
阿道夫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走到镜子前，整理了一下领带和头发，确保每一根发丝都整齐地梳向脑后。镜中的男人，眼神锐利如鹰，嘴角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他知道，明天的会面将决定一切，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一步踏对，整个德国都将匍匐在他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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