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族有座藏在市中心的祠堂，平时铁门紧锁，族规森严。
成年男性每年必须独自进入祠堂，在祖先牌位前静坐一夜。
女性和孩子严禁靠近，违者会被除名。
今年轮到我。
我战战兢兢走进祠堂，发现所有牌位都没有名字，只有空白的木牌。
而黑暗中，似乎有无数双眼睛正透过牌位的缝隙盯着我。
我想逃，但大门已经从外面锁死。
更可怕的是，我听见外面传来母亲和妹妹的声音。
她们正哭着哀求族长放我出去。
族长的声音冰冷：“规矩就是规矩，惊扰了祖先，就要有人留下来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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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周家祠堂，像一颗生锈的钉子，硬生生楔在这片日渐繁华的城区心脏里。四周是拔地而起的玻璃幕墙大厦，流光溢彩的商场，昼夜不息的车流。唯独它，缩在一条被高楼阴影常年覆盖的窄巷尽头，一圈青黑色高墙围着，两扇厚重的生铁门，漆皮剥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锈，终年紧闭，只留下狭窄门缝里透出的、比夜色更沉滞的黑暗。
关于祠堂，族规大过天。条款不多，但每一条都硬邦邦，浸着凉气。最重要就两条：一，族中所有成年男丁，每年特定时日，必须独自进入祠堂，在祖宗牌位前静坐守夜，从天黑到次日鸡鸣，期间不得出声，不得擅动，更不得提前离开。二，所有女性，无论长幼，以及未成年的男孩，严禁靠近祠堂百步之内，连目光都不许多停留，违者，名字从族谱上勾去，从此生死荣辱，与周家再无瓜葛。小时候调皮，曾在巷口朝那铁门多望了两眼，被父亲拖回家，用浸了冰水的藤条抽得小腿肿了半个月，母亲抱着妹妹在门外哭，却一步也不敢迈进来劝。
父亲是在我十五岁那年“进去”的。轮到他的那天，他换上一身浆洗得发硬的中山装，纽扣扣到脖颈，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又沉又冷。母亲的眼睛肿得像桃，却死死捂着嘴，没发出一丝声音。那晚我躲在被窝里，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见。第二天拂晓，父亲回来了，脸色灰败，眼窝深陷，像是全身的精力都被抽干了。他直接钻进卧室，整整三天没出门，也不说一句话。母亲把饭菜放在门口，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从那以后，父亲变得异常沉默，烟抽得极凶，眼神常常飘到很远的地方，有时我半夜起来，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黑暗里，一动不动，望着窗外祠堂的方向。
今年，轮到我。我大学刚毕业，在城里一家小公司找到工作，勉强糊口。接到三叔公电话时，我正在为下个季度的房租发愁。三叔公是如今族里辈分最高的人，声音像砂纸磨过铁皮：“周正，下月初七，戌时正点，祠堂。”没有多余的字，说完就挂了。听筒里只剩下忙音，和我骤然加快的心跳。
初七那天，天气闷热得反常，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城巿，却没有雨。一丝风都没有。母亲从早上就开始坐立不安，眼神躲闪，不敢看我。妹妹还小，不懂事，只是觉得家里气氛压抑，扒拉着饭碗，小声问哥哥要去哪里。母亲立刻厉声喝止她，声音尖得吓了妹妹一跳，眼圈顿时红了。我看着妹妹委屈的小脸，心里那点因为恐惧而生的怨气，忽然就散了，只剩下沉甸甸的、冰冷的责任，或者说是认命。
傍晚，三叔公和几个面色同样刻板的族中长辈来了，清一色的深色衣服，站在我家不大的客厅里，像几尊没有温度的塑像。母亲低着头，紧紧搂着妹妹，退到最远的角落。三叔公递过来一套衣服，和当年父亲穿的一样，浆硬的中山装，粗布质地，磨得皮肤生疼。我默默换上，纽扣扣紧，脖颈被硬挺的领子勒得有些呼吸不畅。
戌时，天色将黑未黑，是一种浑浊的黛紫色。一行人沉默地走出家门，穿过霓虹初上的街道，拐进那条熟悉的、永远照不进足够光线的窄巷。越往里走，市声越远，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空洞的脚步声和无法抑制的粗重呼吸。祠堂的黑铁门就在眼前，在暮色里像一个巨大的、择人而噬的洞口。空气里漂浮着陈旧的香火味、灰尘味，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类似地下泥土的腥气。
铁门无声地滑开一条刚好容一人通过的缝隙，里面漆黑一片，浓得像墨汁。三叔公侧身让开，目光如两枚冷钉，扎在我脸上。没有祝福，没有叮嘱，只有冰冷的审视。我深吸一口那带着腥味的空气，抬脚，迈过了那道高而冰凉的门槛。
身后传来铁门合拢的沉重闷响，以及金属门闩滑入槽口的、清晰的“咔嗒”声。最后一线天光被彻底截断。
黑暗。绝对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它不仅仅是光线的缺失，更像是有质感的浓稠液体，从四面八方包裹过来，压迫着眼球，堵塞着耳孔，带着地下深处特有的阴湿寒气，浸透了我身上单薄的衣衫。我僵在原地，过了好一会儿，眼睛才开始勉强分辨出一些模糊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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