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棺材铺，开在镇子最西头的老街上，传了七代。黑底金字的招牌，“沈记寿坊”，被风雨磨得发白。铺子里常年弥漫着柏木、松木和土漆混合的气味，阴凉，沉静。我是在这味道里长大的，沈七，沈家最后一个棺材匠。
爷爷走的那年，我十八。他没躺在床上，而是硬撑着坐在他那张磨得油光发亮的旧工作台前，背后是堆到房梁的板材。他攥着我的手，枯瘦的手指像老树根，力气却大得骇人。他嘴唇翕动，发不出声，只是用那根颤抖的、沾着洗不掉漆斑的食指，在我摊开的掌心里，一笔一划，重重地写了三个字。
莫。漆。棺。
写完，他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直到我用力点头，重复了一遍“莫漆棺”，他才像是耗尽了最后一点灯油，头一歪，手松开了。
那三个字，像用烙铁烫进了我的掌纹，也刻进了我往后十年的日子。
“莫漆棺”。尤其是红棺。
棺材行当里，颜色有讲究。寻常人家，多用原木色，刷清漆，显木纹，是顺应自然，安然入土。稍富裕的，或用黑漆，肃穆庄严。唯有红棺，禁忌最深。非大凶大煞、横死枉死之人不用，而且，多半是用来镇魂、封殓，怕死者怨气不散，出来作祟。给这种棺材上漆，容易沾上不干净的东西，折损阳寿，祸及子孙。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铁律。
十年了，我守着这铺子，也守着这规矩。打出的棺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从未碰过红漆。有人来问，我都摇头拒了，只说店小，没这手艺，也没这材料。来人见我态度坚决，多半也就作罢，另寻他处。
我以为这辈子都会这么过去。
直到那天，秋雨刚停，地上湿漉漉的，天色灰蒙得像块脏抹布。几辆黑色的轿车，无声无息地滑到铺子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下来几个穿着黑衣的壮汉，神色冷硬。最后下来的，是邻村的首富，钱老八。
钱老八五十多岁，肥头大耳，穿着绸衫，手指上套着个硕大的金戒指。但他此刻脸上没有平日的倨傲，只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惊慌，眼神飘忽，额角还带着未擦净的汗。
“沈七师傅，”他声音有些发干，冲我拱了拱手，算是客气，“叨扰了，有桩急事，务必请你帮帮忙。”
他身后，两个壮汉从车里抬出一副担架，上面盖着白布，勾勒出一个人形轮廓。白布下渗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混合着水腥和一丝腐坏的甜腻气味。
我心头一沉。
钱老八使了个眼色，另一个手下提上来一个小木桶，放在我的工作台上。那桶是新的，盖子密闭，但一股极其浓烈、甚至有些刺鼻的土漆混合着矿物粉末的味道，已经透了出来。
“沈师傅，打开天窗说亮话。”钱老八凑近一步，压低声音，气息喷在我脸上，带着烟臭和焦虑，“这是具……河里捞上来的无名尸，女的。捞上来的时候，样子不太好看，邪门得很。”他眼神闪烁了一下，“得用红棺，用最好的红漆镇住。这桶漆，是我特意寻来的，上等的土漆，调了百年的老朱砂，颜色正，阳气足。”
他边说边掀开了桶盖。
刹那间，一股猩红刺入眼帘。
那红色，极其浓稠，鲜艳得近乎妖异，不像人间该有的颜色。它静静地卧在桶里，表面光滑如镜，反射着屋里昏暗的光线，却泛不出暖意，只让人觉得心底发寒。那股朱砂和漆混合的气味更加浓烈，几乎让人窒息。
百年朱砂？我心里咯噔一下。朱砂辟邪，但年份太久、成色太烈的，若是用来漆棺，尤其是漆这种凶死的棺，福祸难料。爷爷的话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莫漆棺！
“钱老板，”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悸动，“对不住，家里的规矩，不接红活。您另请高明吧。”
钱老八脸上的肉抖了抖，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沈师傅，价钱好说。”他报出一个数字，高得足以让我这棺材铺子歇业三年都吃喝不愁。
我摇了摇头：“不是钱的事。”
钱老八的脸色沉了下来，那双小眼睛里透出狠戾的光：“沈七，这十里八乡就你家棺材铺手艺最老，这漆也只有你家懂得怎么用才不失灵效。今天这活儿，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带着威胁，“这女人死得蹊跷，捞她上来的两个后生，回去就发了高烧，满嘴胡话，说是看见个红衣服女人站在床边……你要是误了事，让她跑了出来，这祸害……你担待得起？”
我看着他，又瞥了一眼那桶猩红的漆，和白布下那具无声无息的尸体。掌心里，爷爷写下的那三个字似乎又开始发烫。冷汗，沿着我的脊柱慢慢滑下。
那桶猩红的漆，像一只妖异的眼睛，在工作台上静静地看着我。钱老八的话带着冰冷的威胁，砸在耳膜上。白布下的尸体无声，却散发着比言语更沉重的压力。铺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柏木和土漆的陈旧气味被那桶红漆的刺鼻气息蛮横地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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