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十一年，春寒料峭，函谷关厚重的城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发出沉闷的巨响，缓缓洞开。黑色的洪流，沉默着涌出关隘。那不是军队，更像是一片移动的、吞噬光线的死亡之云。玄色旗帜上，巨大的“秦”字如同睥睨天下的鹰隼，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王驾并未亲临前线，但嬴政的意志，如同无形的利刃，贯穿了这支大军的灵魂。主将内史腾，并非当时最显赫的名将，却是嬴政精心挑选的，一个严谨、冷酷、绝对忠于法度、善于执行具体任务的将领。他得到的王命清晰而残酷：速战速决，减少损耗，必要时，可屠城立威。
秦军推进的速度超乎想象。他们并非盲目冲锋，而是沿着早已由“间使”探查清楚的、补给最便利的路线，如同手术刀般精准切入。韩军的抵抗，在经历了最初象征性的几场野战、被秦军强弓硬弩和严整阵型瞬间粉碎后，便迅速瓦解。城池一座接一座，或闻风而降，或在短暂的、绝望的守城战后，被攻破，血染城墙。
新郑，韩国百年国都，此刻被无尽的黑色所包围。城墙上的韩卒，望着城外如同森然铁林的秦军大营，士气早已崩溃。宫廷内，韩王安面色惨白，手持着内史腾射入城中的劝降书，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那轻飘飘的绢帛。劝降书的措辞冰冷而直接，没有丝毫转圜余地，字里行间透出的，是秦国那台战争机器碾碎一切的决心，以及那位深居咸阳宫中、年轻秦王不容置疑的意志。
“降……吧。”韩王安瘫坐在王座上，声音嘶哑，仿佛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筋骨。他曾寄望于合纵，寄望于秦国内乱，寄望于天时地利……但在秦国绝对的实力和嬴政毫无动摇的东出决心面前，一切幻想都如同阳光下的泡沫。
秦军入城，几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黑色的旗帜插上新郑城头，象征着韩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就此终结。整个过程，快得让山东诸国来不及做出有效反应。
咸阳宫，捷报传来。嬴政脸上并无太多喜色，仿佛这早已是预料之中的结果。他关注的，是接下来更严峻的挑战——如何将这片新夺取的土地，彻底消化，变成秦国东出更坚实的跳板，而非一个流脓的伤口。
他下令，废韩国号，在其故地设立 颍川郡 。郡守，正是灭韩的主将内史腾。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军事管制与行政管理合一，以军法治新地。
内史腾严格秉承嬴政的意志，在颍川郡掀起了腥风血雨。 韩氏公族及坚决抗秦的旧贵族被连根拔起，男子大多处死，妇孺没为官奴，其土地、财富尽数充公。此举彻底摧毁了韩国旧有的统治根基，也震慑了所有心怀异志者。颁布严令，民间私藏兵器者，视同谋逆，格杀勿论。秦军挨家挨户搜查，将昔日韩国武库和民间兵器熔铸为农具或运往秦国。郡县乡亭，各级官吏迅速由秦人充任。他们带着厚厚的《秦律》简牍，在军队的护卫下，开始在最基层推行秦国的法律制度。轻罪重罚，连坐制度，使得颍川之地瞬间被纳入秦国那套严密而残酷的法网之中。原有的韩地习俗、律令被强行废止，反抗者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无声地宣告着新秩序的降临。
混沌珠在咸阳宫中，仿佛能“听到”颍川郡无数冤魂的哭泣和恐惧的颤栗。嬴政能感觉到，珠子在汲取着这片新附之地上弥漫的绝望、怨恨与那强横的“法”的意志碰撞所产生的某种混乱而强大的能量。他的眼神依旧冰冷，为了长治久安，初期的阵痛是必要的代价。
单纯的镇压无法持久。第二年，嬴政开始了更具建设性，也同样强硬的措施。将颍川郡内残留的地方大族、富户，强制迁徙到巴蜀、关中等地，分散其力量，使其脱离故土，难以形成新的反抗核心。同时，从秦国本土迁徙大量忠诚的平民、罪囚乃至低级官吏家族，充实颍川。这些“新秦人”的到来，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也带来了秦地的风俗和对秦国的认同。 将没收的贵族土地，按照秦国的军功爵制和名田制，分配给迁徙来的秦人、以及少数表现“恭顺”的韩地平民。派遣精通农事的官员，推广秦地的耕作技术，兴修小型水利。并以较低税率吸引流民回归土地。生存的本能，开始逐渐压倒亡国的仇恨，一些人为了活下去，为了那一点土地和微薄的希望，选择了顺从。严禁私学，焚烧韩国史书及颂韩非秦的典籍。只有秦国的法令、农书、医书可以流通。任何非议秦政、怀念故韩的言论，都会招来严厉惩罚。
到了第三年，颍川郡的表面秩序已经基本稳定。反抗从大规模起义，转为了零星的、地下的暗流。大量的韩地青壮被征发徭役，开始修筑连接颍川与咸阳、以及通向魏国边境的宽阔驰道。这既是为了方便军队调动、物资运输，也是为了加强控制，促进经济联系。沉重的劳役引发了新的怨气，但在严酷的监管下，工程得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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