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宸殿内,龙涎香的气息似乎也驱不散连日来积压的凝重。武则天揉了揉眉心,将一份关于江南漕运延误、导致神都米价再次微动的奏报搁在一边,目光投向端坐下首的狄仁杰。
“怀英,”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却也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断,“山东之事,依卿之策,已见成效。腐儒之嚣稍戢,然这市井经济,如同百足之虫,僵而不死。前番粮盐齐涨之风虽暂压下去,然根基未动,隐患犹存。朕近日观各方奏报,商贾之力,盘根错节,既能顷刻间搅动风云,亦可为国之血脉,输运资财。对此辈,我武周当持何策?总不能一味效仿汉高,‘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农抑商,然则如今之天下,早非昔日可比。”
狄仁杰深知此问关系国本,他微微前倾身子,沉吟片刻,方缓缓开口,声音沉稳如故:“圣人明鉴。商贾之事,自古便是双刃之剑。管仲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齐桓得以称霸;然桑弘羊均输平准,虽增国用,亦招致物议沸腾,谓其与民争利。我朝立国,承袭前制,于商贾,亦是既用且防。”
他首先梳理了当下的政策与现实困境:“依《户婚律》、《厩库律》,商贾位列士农工商之末,不得入仕为官,其车马、衣着皆有定规,以示贬抑。此乃‘重本抑末’之祖训,意在驱民归农,稳固国基。然则,时移世易。如今天下承平日久,物产流通,南北交汇,若无商贾为之周转,则淮南之稻米难济关中,蜀中之锦缎不至中原,海外之珍奇不入神都。此其一也。”
“其二,”狄仁杰目光微凝,“国家用度,日益浩繁。边防军饷,百官俸禄,宫室修缮,乃至治河赈灾,在在需钱。田赋所入,时有不足。盐铁专卖、茶酒征榷,乃至市舶之利,皆需借商贾之力行之。前番粮盐风波,更可见巨商大贾,其力已能隐隐动摇市价,影响民生。若一味抑之,恐生祸乱;若放任自流,则利柄旁落,国将不国。”
武则天微微颔首,这些情况她何尝不知。“卿之所言,切中要害。然则,当如何措置,方能既取其利,又防其害?朕总不能学那汉武帝,设均输平准,尽笼天下之货于官府,此法虽能一时聚财,然官吏从中渔利,盘剥百姓,最终仍是民受其害,怨归于上。”
“圣人圣明。”狄仁杰接口道,“全然官营,易生弊端,且非当今时势所能完全推行。臣之愚见,当于‘抑’与‘放’之间,寻一‘导’与‘管’之道。”
“哦?何为‘导’?何为‘管’?”武则天来了兴趣。
“所谓‘导’,乃引导商贾之力,为国所用,化私利为公器。”狄仁杰条分缕析,“其一,可效仿前朝‘常平仓’旧制,但需革新。以往常平仓多由官府自营,效率低下,易生贪腐。今可试行‘官督商办’,遴选信誉良好、资本雄厚之大商贾,授予‘特许经营权’,令其负责在某些关键地区(如漕运节点、边关要镇)设立粮仓、货栈。朝廷定其储粮数量、平抑价格之责,并派员监督。商贾凭此可获稳定经营之利,朝廷则省去直接管理之烦,并能确保关键物资储备与调运。此乃以商贾之高效,补官府之不足。”
武则天沉吟道:“此议……颇有新意。然则,如何确保这些商贾不借此垄断,反抬高价?”
“此即为‘管’。”狄仁杰从容应对,“‘管’者,立法度,明赏罚,定规矩,使其行于轨道之内。臣以为,当立《市易法》,或于现有律法中增补条款。”
他详细阐述其构想:
“一,定‘市籍’与‘行会’之制。所有在州县固定经营之商贾,需登记‘市籍’,载明资本、经营类别、所在地。同类商贾需组成‘行会’,公推行首,负责协调价格、质量,并承担协助官府平抑物价、征收商税之责。行会内部可互相监督,若有违规,行首连坐。如此,可化散漫为有序,便于管理。”
“二,严惩‘囤积居奇’、‘参杂使假’。于《杂律》中明确定义此类行为及其量刑标准。尤其对关系国计民生之粮、盐、铁等物,一旦查实有巨商恶意囤积,操纵市价,当处以重罚,乃至抄没家产。前番那几家皇商,便可依此律严办,以儆效尤。”
“三,设‘市舶司’于广州、泉州等沿海重镇,专职管理海外贸易。以往海商往来,多赖地方官吏私下勾连,利归中饱。今当使其规范化,外商船舶入港,需至市舶司登记,抽解(征税)一部分货物,其余方可交易。同时,可鼓励本土商贾组建船队出海,由市舶司发给‘公凭’(许可证),既可增加国库收入,亦可扬威海外。对往来商旅,当提供馆驿、保护,以示朝廷怀柔远人之意。”
“四,尝试‘商税定额制’。以往商税征收,多由地方官吏随意摊派,商贾苦不堪言,亦易滋生腐败。可尝试在部分州县,根据其往年贸易额,核定一个合理的年商税总额,交由当地行会包干征收,按时上缴。若征收不足,由行会补足;若有盈余,则按比例留成,用于本地公益或奖励行会。此法或可减少中间盘剥,稳定商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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