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六年，八月至十月。
盛夏的酷热与惊雷渐渐远去，天高云淡，金风送爽。帝国在经历了血火的洗礼后，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然而，平静的表象之下，新政的推进、旧势力的反弹、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却如同深秋的江河，表面平缓，深处暗流湍急，冷暖交织。
一、 秋实渐成：新政的落地与成效
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南京城张灯结彩，然而监国太子府内，却无暇庆贺。一份来自徐州的六百里加急捷报，成了朱雄英及重臣们最好的节礼。
奏报是宋礼与徐州知府联名所上：“黄河新桥重建工程，主体合龙竣工！新桥全长较旧桥增三丈，采用‘甲四号’钢为主材，关键节点应用最新锻造工艺及特殊铆接法，经初步静载测试，承力远超旧桥，且留有冗余。两岸引桥、护堤亦同步完工，预计九月即可试行通车！”
随捷报附上的，还有数张精细的桥梁结构图和新旧材料承力对比数据表，以及参与主要工匠的名单。这份报告，不仅是技术上的成功，更是对新政成效最有力的实证，打破了“奇技难成”、“耗费无益”的质疑。
朱雄英立刻批示：“嘉奖所有有功人员，擢升宋礼为工部尚书，仍兼领格致院事。拨内帑银五万两，犒赏工匠。命工部、户部即刻拟定新桥通行章程及养护细则，并筹备‘新桥观礼暨驰铁复工大典’，届时孤将亲临徐州！”
消息通过《大明公报》迅速传开，朝野振奋。许多原本观望的士绅商贾，对新政的信心大增。第二期“驰铁民股”的认购，在短暂停滞后再掀热潮，甚至带动了相关路段沿线地价的上涨。
与此同时，江南的新式工坊在经历了初期的阵痛和调整后，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以苏松地区为例，采用新式织机的工坊，其棉布产量已占据当地总产量的四成，且因成本降低、品质稳定，不仅行销全国，更通过四海精工社的渠道，大量出口南洋、日本，利润丰厚。越来越多的传统手工业者，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融入新的生产体系，或进入大工坊成为雇工，或转型为上下游配套的小生产者。
徐光启主导的格致院，也迎来了丰收季。通过“特科”和民间荐举，吸纳了数十名在算学、机械、农学、乃至天文地理方面有专长的人才。其中一位来自徽州的年轻秀才，改进的筒车提水装置，在皖南山区试行，效率提升五成；另一位原澳门耶稣会学校出身的通译（已归化），不仅翻译了大量泰西数学、几何着作，还结合中国传统算学，编纂了一套更易理解的《新算学启蒙》，被国子监采纳为“实学”选修教材。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朱雄英的授意和沈万三的资金支持下，一个由格致院、四海精工社及江南数家大商号联合出资的“大明远洋勘探船队”悄然组建完毕。船队拥有两艘新式改进型福船，配备了经过校准的航海罗盘、星图、以及初步的经纬度测量仪器，计划于次年春，在部分“镇海卫”战舰的护卫下，进行一次以“探明南洋航道、测绘未知岛屿、收集物产信息”为目的的远航。这是大明将目光主动投向更广阔海洋的实质性一步。
新政的种子，在血与火的土壤中，顽强地生根发芽，结出了第一批虽显青涩、却实实在在的果实。
二、 寒流暗涌：旧势力的反扑与新生的困境
然而，秋阳之下，亦有寒流。
首先发难的，仍是思想领域。九月初，以南京国子监祭酒、理学名宿邹守益为首，联合了南直隶、浙江、江西等地十七位致仕或在乡的官员、名儒，向通政司投递了一份洋洋万言的《辟异端正学术疏》。这篇奏疏不再直接攻击新政的具体措施，而是将矛头直指“格致之学”的理论基础和倡导者。
疏中称：“今有倡‘格致’者，假托‘致知’之名，行‘夷狄’之实。其学以泰西为宗，视中夏为末；其术重器物而轻义理，尊数算而卑伦常。引蛮貊之技入中国之堂，以奇技淫巧乱圣贤之道，名曰‘富国强兵’，实则为‘以夷变夏’之渐！徐某等人，身为士林翘楚，不思阐扬圣学，反为异端张目，蛊惑君上，淆乱人心，其罪深矣！请罢格致院，禁泰西邪说，黜徐某等倡异之臣，复我中华正统之学，以正人心，以端学术！”
这篇奏疏引经据典，辞藻华丽，将学术争论上升到了“华夷之辨”、“道统存亡”的高度，极具煽动性和杀伤力。它迅速在士林间流传开来，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原本就对西学和新技术抱有疑虑或反感的传统士子、官员，仿佛找到了理论旗帜，纷纷附和或撰文声援。甚至一些原本支持新政、但更重“中体西用”的官员，也开始动摇，认为徐光启等人是否太过激进，“以西学凌驾中学之上”。
压力，骤然集中到了徐光启及其同仁身上。格致院内，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出身传统儒学的学者，开始质疑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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