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的早春，本该是万物复苏、生机萌动的时节，然而一场罕见的倒春寒席卷了大半个帝国，北方的冰雪迟迟不化，南方的梅雨也较往年更为绵长阴冷。自然界的反常，仿佛预示着人间正酝着一场更为酷烈的风暴。前三年播种、催生、竞发的变革新枝，在这一年，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疾风骤雨，其猛烈程度，远超之前的任何挑战。
风暴的第一个漩涡，在海上生成，并迅速与陆上的暗流勾连。
“镇海卫”的胜利与周忱的主动出击，虽然重创了葡萄牙在南洋的先锋力量，但也彻底激怒了这个志在必得的海洋帝国。建文四年初，来自西洋的紧急情报如同雪片般飞入总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已正式授予达·伽马（此世界中历史轨迹改变，但其人仍在）更大规模的远征舰队指挥权，并联合了部分西班牙、热那亚的冒险资本，组成了一支拥有超过十五艘主力战舰、数十艘辅助船只，载有数千名士兵、工匠和传教士的庞大远征军，其目标直指印度，并明确将“肃清东方航路上的异教徒阻碍”列为重要任务！
这支舰队的规模和决心，远非之前的小规模试探可比。其一旦抵达，南洋乃至整个印度洋的力量平衡将被彻底打破。总衙的气氛空前凝重，所有官员都意识到，一场决定东西方海上霸权归属的决战，恐怕难以避免。
而就在这外患压境的关头，内忧以最险恶的方式骤然发作。秦王朱樉，这个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野心家，终于抓住了他等待已久的“良机”。
他通过安插在兵部和边镇的秘密渠道，获知了朝廷正为应对西洋庞大舰队而加紧调集资源、尤其是向水师和“镇海卫”倾斜的消息。同时，他也敏锐地捕捉到，因连续数年的大兴土木（驰铁、港口、工坊）和海上备战，国库虽未空虚，但压力剧增，北方一些边镇的常规粮饷、军械补给确实出现了延迟和克扣现象（更多是 logistical 问题，但被刻意放大）。
秦王立刻行动。他没有再搞小动作，而是撕下了最后的面具。他联合晋王朱棡、楚王朱桢，并以“忧心国事”为名，联络了数位对朝廷“重海轻陆”、“重商抑农”政策心怀不满的北方边镇宿将，共同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名为《谏罢新政疏》的万言书，以八百里加急直送南京，并同时抄送各藩王府及部分重要州府！
这份奏疏，堪称对新政的总攻号角。它系统性地抨击了朱雄英主政以来的几乎所有核心政策：
斥责“格物新政”为“奇技淫巧，耗糜国帑，动摇国本”；
抨击实学科举“败坏学风，使匠贾之徒充斥朝堂”；
指责《专利新律》“启天下逐利之心，坏千年礼义之防”；
攻击“南北驰铁”与海运开拓是“舍本逐末，疲敝民力，致边备空虚”；
更将南洋与葡萄牙的冲突，归咎于朝廷“好大喜功，擅启边衅”，引来了“西洋强敌”，陷国家于危难！
奏疏最后，他们以“太祖血脉，藩屏宗亲”的名义，“泣血恳请”建文帝朱标与监国太子朱雄英，“速罢新政，诛逐奸佞（暗指宋礼、周忱等），重修德政，安抚藩镇，以固国本，以御外侮！”其言辞之激烈，诉求之颠覆，无异于一道最后通牒，更是公开的逼宫！
奏疏内容迅速外泄，如同在帝国这口已然滚沸的油锅中，投入了一把冰水，瞬间炸裂！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支持新政者怒斥诸王“居心叵测，挟私乱政”；反对新政者则仿佛找到了主心骨，纷纷鼓噪附和；更多的中间派官员则陷入巨大的震惊与恐慌之中，他们从未想过，天家骨肉之间的矛盾，竟会以如此激烈、如此公开的方式爆发，且直接与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威胁交织在一起！
风暴的第二个漩涡，则在思想与民间的层面骤然加剧。
秦王等人的奏疏，如同给了那些在变革中失意、不满或恐慌的旧势力一剂强心针。各地一些保守的士绅、旧式行会头目、乃至对“驰铁”冲击生计心怀怨望的地方豪强，开始公开议论，甚至联名上书地方官府，呼应藩王的“谏言”。一些对西学心怀抵触的士子，也将对西洋舰队的恐惧，与对朝廷引进西学政策的愤怒联系起来，发出了“拒西学以绝外患”的极端声音。
更危险的是，随着春寒导致的北方部分春播延误，以及朝廷资源向备战倾斜带来的局部物价波动（如铁器、煤炭价格上涨），一些地方开始流传“新政惹怒上天，故有春寒饥荒”、“朝廷搜刮民财以奉海战，不顾百姓死活”的谣言。尽管实际情况远未至此，但在有心人的煽动和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下，这些谣言如同野火，在底层民众中悄悄蔓延，社会不安的苗头开始显现。
内忧外患，风雨如磐，帝国这艘巨轮瞬间被抛入了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之中。所有的矛盾——技术的、制度的、思想的、利益的、乃至皇族内部的——在这一刻被全面引爆、激烈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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