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四年的深秋，金桂的馥郁香气弥漫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却难以掩盖空气中那股由煤烟、钢铁与汗水混合而成的、独属于工业时代的气息。帝国的肌体，在经历了科举扩围的震动、《专利新律》的争议、漕工转业的阵痛以及思想领域的激辩后，仿佛一个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病人，虽然虚弱，却焕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旧的沉疴在被刮骨疗毒，新的血肉正在制度的框架下加速生长。
朱雄英站在龙江机器局新建的、高达三层的“格物实验楼”顶层，凭栏远眺。脚下，是规模扩大了数倍的厂区，高耸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喷吐着灰白色的烟柱，那是“洪武叁型”蒸汽机正在紧张测试；远处长江江面上，三艘新下水的、采用了部分铁肋结构和“叁型”蒸汽机作为辅助动力的“扬威级”改进型巡洋舰正在进行适应性航行，它们的轮廓比最初的“洪武级”更加威武，航速也更为迅捷。
他的手中，拿着一份刚刚由八百里加急从广州送来的密报。总衙派驻在那里的官员，通过一位与葡萄牙商人交好的通译，确认了那个令人警惕的消息：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的舰队，已于数月前从里斯本启航，其目标直指绕过非洲，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路！
历史的车轮，果然沿着它既定的轨迹隆隆向前。朱雄英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他知道，留给大明安稳发展、从容布局的时间，不多了。一旦葡萄牙人成功抵达印度，并建立起稳固的航线，整个印度洋乃至南洋的贸易格局将被彻底打破，西方殖民者的触角将迅速延伸到大明的家门口。
“必须更快！”他低声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冰凉的栏杆。
这种紧迫感，立刻转化为更高效、也更强势的行动。
在工部，“专利核定所”的成功运作，极大地刺激了民间技术创新的热情。来自松江府的周氏，在获得专营权后，凭借其改进的纺纱机迅速占据了市场优势，获得了丰厚回报。此事如同一个活生生的广告，激励着无数工匠和机户埋头钻研。一时间，各地上报工部申请专利的“新奇器物”络绎不绝，从改良的水力锻锤、到更高效的缫丝装置、甚至有人试图制造利用蒸汽动力驱动的“自动车”（虽然失败了，但其思路令人惊叹）。一种基于利益驱动和技术崇拜的“创新文化”，正在底层的土壤中悄然萌芽。
与此同时，漕工转业的庞大工程，在朝廷不遗余力的推动下，也开始显现成效。大部分原先的漕工和力夫，或被吸纳进各地的基建工程（如驰道路基、港口扩建），或经过短期培训后进入官营工坊成为操作工人，或利用朝廷提供的“工贷”做起了小本生意。虽然过程不乏艰辛与抱怨，但一条不同于以往单纯依赖土地或苦力的新的生存路径，毕竟被艰难地开辟了出来。社会的韧性，在变革的阵痛中得到了锤炼。
然而，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人才与思想的领域。
随着科举实学科的扩大，以及“格致生”与进士“一体视之”的政策逐渐落实，帝国的官僚体系开始悄然换血。在工部、户部、海事总局乃至新成立的总衙内，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戴着“格致生”头衔的官员。他们或许不擅吟诗作对，但在处理工程预算、核算关税、解读海图、翻译外文契约时，展现出了远超传统进士的专业与效率。
国子监内，风气也在持续转变。虽然理学大儒们依然坚守着讲台，但监生们私下讨论的话题，已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算学、几何、乃至西洋地理，成了许多监生必修的“杂学”。几位思想开明的博士，甚至开始尝试将《格物图说》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易经》、《考工记》中的记载相互印证，试图构建一种融合古今中西的“新格物学”。思想的壁垒，正在被一点点凿穿。
这一日，朱雄英在总衙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与会者除了宋礼等工部核心，还有几位新近提拔的、表现出色的“格致生”官员，以及总衙负责情报与翻译的专员。
“诸位，”朱雄英开门见山，将那份关于葡萄牙舰队的密报传阅下去，“狼，真的要来了。不再是传闻，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众人阅后，脸色都凝重起来。
“殿下，葡萄牙人若成功，其商船舰队必蜂拥而至，届时印度洋乃至满剌加（马六甲）海峡，恐无我大明商船立锥之地！”一位总衙的年轻官员忧心忡忡地说道。
“必须加快我们自己的步伐！”宋礼握紧了拳头，“‘洪武叁型’蒸汽机必须尽快定型量产！大型战舰的建造也不能停！”
“不仅是战舰，”另一位格致生官员补充，“我们在西洋的商站需要加强，情报网络需要铺得更开，最好能在关键海域，如满剌加海峡附近，寻找合适岛屿，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补给点和……前哨基地。”
众人的讨论热烈而务实，充满了危机感和进取心。朱雄英看着这些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面孔，心中稍感欣慰。他们代表着这个帝国正在形成的新魂——一种基于实力计算、全球视野和竞争意识的、迥异于传统“天朝”心态的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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