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三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南京城外的杨柳才抽出新绿，一股比春风更为躁动的气息，已然在帝国的士林与朝堂间鼓荡。前有“格致书院”的异军突起，后有国子监内愈演愈烈的“义利之辨”，新旧思想交锋的战场，终于无可避免地蔓延至帝国人才选拔的根基——科举制度。
这一日，东宫议事厅内，气氛凝重得如同铅块压顶。朱雄英端坐主位，下首坐着寥寥数人：眉头紧锁的太子朱标、面色沉毅的魏国公徐辉祖、因常年钻研而略显清瘦但目光锐利的宋礼，以及两位虽品级不高却因精通实务而被朱雄英破格提拔的年轻官员。他们面前，摊开着一份由朱雄英亲笔起草、墨迹未干的《请变通科举法以应时务疏》。
奏疏的核心，石破天惊：建议在保持传统经义取士主体地位的同时，于科举中增设“格物”、“算学”、“舆地”（地理）等“实学科目”，作为选官之补充，通此道者，可授工部、户部、兵部、海事总局等衙门之专业技术官职，与传统进士享有同等品秩！
“英儿，此事……是否操之过急？”朱标率先打破了沉默，语气中充满了忧虑，“科举乃国家抡才大典，牵一发而动全身。数百年来，皆以经义文章取士，此乃祖宗成法，士林所系。骤然更张，恐引起天下读书人群起反对，动摇国本啊！”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万千士子聚集在南京街头，抨击朝政的混乱场景。
徐辉祖虽为武将，却也深知其中利害，沉声道：“殿下，太子所言甚是。如今新政虽见成效，然天下士绅之心，尚未完全归附。若在此刻触动科举，无异于掘其根基，恐生大变。”
宋礼则目光灼灼，他是“格物”之路最直接的受益者和推动者，深知专业人才对于维系这场变革何等重要。“太子殿下，魏国公，下官以为，非变不可！如今工部、海事总局、乃至边军器械局，所缺者非是能写锦绣文章之人，而是懂机械、通算学、识舆图之专才！仅靠‘匠官学堂’与‘格致书院’零星培养，犹如杯水车薪。唯有打开科举正道，方能吸引天下才智之士投身于此，方能使我大明之新政，后继有人！”
一位年轻官员也激动地补充：“是啊，殿下！如今民间聪颖子弟，见‘格物’可获实利，可晋身阶，已有转向之势。若朝廷不能顺势而为，为其开辟正途，难道要逼着这些人才都去走匠户、商贾之路吗？长此以往，朝廷将与之脱节，恐生掣肘！”
朱雄英静静听着众人的争论，手指无意识地在奏疏的封面上轻轻敲击。他理解父亲的担忧，也明白徐辉祖的谨慎，但他更清楚，技术可以引进，制度可以建立，但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评价和选拔体系，所有的变革都将是沙上筑塔，经不起风浪。
“父亲，魏国公，诸位，”朱雄英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你们可知，如今我大明一艘‘洪武级’战舰，需要多少通晓几何、力学之人参与设计、监造？一条‘驰铁’线路，需要多少精于算学、勘测之人规划、施工？与西洋番商打交道，需要多少明了海外舆图、番邦情势之人翻译、交涉？”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庭院中吐露新芽的树木。“时代已经变了。治理一个仅仅依赖田赋和道德教化的国家，与治理一个拥有庞大工坊、远洋舰队、复杂财政和陌生外邦的帝国，所需的人才，能一样吗？”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祖宗成法，自有其创立时的道理。然，法因时而变。太祖高皇帝若一味固守前元旧制，又何来我大明天下？如今之势，若不能广开才路，吸纳实学之士，则工政维新如同无源之水，海事开拓如同无舵之舟！今日不变，待到他日，外人持坚船利炮、精奇器物叩我国门之时，我等难道还要以仁义道德去抵挡吗？！”
最后一句，如同惊雷，在议事厅内炸响。朱标和徐辉祖的脸色都变了。他们虽然无法完全想象朱雄英所描述的未来图景，但万山群岛海战中荷兰战舰的凶猛，以及西洋使团带回的关于欧罗巴诸国竞相探索、争斗的消息，都让他们隐隐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可是……天下士子寒窗苦读，只为经义一道。若另开实学之科，岂不断了他们的前程？此怨恐难平息。”朱标依旧忧心忡忡。
“并非要废经义，而是增实学！”朱雄英强调，“经义仍是主体，考的是德行、是格局、是治民之理。而实学，考的是办事之能、是专业之才。二者并行不悖，各取所需。朝廷需要牧民之官，亦需办事之吏，更需要统筹全局、通晓新旧之通才！此举，非是要与天下读书人为敌，而是要为他们开辟更多的道路，让不同禀赋者，皆能报效国家！”
他回到案前，拿起那份奏疏：“此疏，并非要求立刻全面推行。可先于南北直隶及江南数省，进行乡试一级的试点，科目暂设‘格物基础’与‘算学应用’，与经义同场不同卷，择优录取少量生员，称‘格致生’，送入国子监格致苑或工部实习。观其成效，再议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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