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年的春风，似乎也沾染了南京城那股蒸腾向上的气息，吹拂过龙江船厂高耸的吊架，掠过长江口初现轮廓的深水港防波堤，抚慰着江南水乡无数轰鸣的织坊，最终，带着钢铁、水泥与纱线的独特味道，汇入了紫禁城的红墙金瓦之间。
“煌煌基石”的铸成，极大地振奋了朝野，但也将朱雄英推到了一个更为微妙和复杂的位置。技术的光芒可以暂时刺破守旧的阴霾，但若没有相应的制度土壤滋养，这初生的工业幼苗，终将在旧体制的板结土壤中枯萎。朱雄英深知，他必须为这澎湃的“格物”之力，构建一套能够引导、规范并使其持续迸发活力的框架。
这一日，东宫议事厅内，一场关乎帝国未来走向的小型会议正在举行。与会者除了朱雄英，仅有宋礼、新任的工部格致清吏司郎中，以及两位被朱雄英倚为智囊、思想较为开明的年轻翰林。
“诸位，”朱雄英开门见山，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上几份文书，“蒸汽机能造出来了，水泥也能用了，新织机更是遍地开花。然，此皆器物之变。器物易仿，人心难塑，规矩更难立。若无法度规束、制度激励，今日之盛景，恐成明日之乱源。”
他拿起一份文书，上面记录着江南织坊因工钱、工时引发的数起纠纷，以及几家工坊仿造“洪武贰型”蒸汽机关键部件却粗制滥造，险些酿成爆炸的案例。
“譬如这织机，效率虽增，然劳资失和，纷争不断，岂能长久？再如这蒸汽机，若无标准，任人仿造，劣币驱逐良币，安全堪忧，又如何推广？”
宋礼深有感触地点头：“殿下明鉴。如今民间求新之风虽盛，却也鱼龙混杂。更有甚者，窃取官营工坊图纸，稍加改动便据为己有，打击了真正投入心血改进工艺者的积极性。”
一位年轻翰林试探着问道：“殿下的意思是……需立新法，以定规矩？”
“正是！”朱雄英目光湛然，“不仅要立规矩，更要立能激发万千工匠才智，保护其心血，引导‘格物’之力为国所用的新制！此非权宜之计，乃开万世太平之基也！”
他随即抛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构想——《大明格物创新激励与管制疏》 ，其核心包含三大支柱：
其一，《专利新律》。 这是最为石破天惊的一条。朱雄英提出，凡大明子民，无论士农工商，创造出“有益国计民生之新器物、新技法”，经工部格致清吏司验证确系首创且实用者，可由创造者申请“专营其利之权”，简称“专利”。在核定年限内（他提议为十年），他人未经许可，不得仿造牟利。官府若需采用，亦需支付合理酬金。
“此举，旨在打破‘工匠技艺，秘不外传’之陋习，亦防止投机取巧者窃取他人心血！”朱雄英解释道，“使天下能工巧匠皆知，其才智心血，可得朝廷认可与保护，并能获取实利！如此，方能激励万民创新，使我大明格物之术，源源不绝，领先万邦！”
此言一出，连宋礼等人都惊呆了。授予匠人“专营其利之权”，这简直是对“重义轻利”传统观念的颠覆性挑战！但细细思之，却又觉得无比合理，仿佛为那澎湃的创新潜力，打开了一道宣泄的闸门。
其二，《工坊律例补充则例》细化。 这是在之前应对织工骚动时提出理念的正式化和细化。明确规定了各行业雇工的最低工钱、每日最长工时、工作环境安全标准、工伤抚恤等，并设立专门的“工政巡检”，负责监督执行。同时，也规定了雇工应遵守的契约精神。
“此非偏袒劳资任何一方，”朱雄英强调，“乃是划定底线，使劳者得其酬，安其心；资者明其责，求长远。劳资相协，产业方能兴旺。”
其三，《格物创新赏格条例》。 设立专项国库资金，对于在军工、农具、水利、医药、航海等关键领域做出重大技术突破的个人或团体，不论其身份，予以重金赏赐，或授予“格物博士”、“皇家匠师”等荣誉头衔，甚至荫及子孙。
“此乃《专利新律》之补充，”朱雄英道，“对于某些关系国计民生，不宜由私人垄断，或创造者自愿公开的技术，朝廷便以赏格购之，昭告天下，普惠万民。”
这三条构想，如同一套组合拳，旨在构建一个鼓励创新、规范市场、保障底线的初步工业制度生态。
然而，朱雄英深知其阻力。他将这份疏议的核心内容，先在小范围内讨论，以期完善，并试探反应。
果不其然，当消息隐约传出后，朝野再次震动。这一次，反对的声音不再仅仅来自于利益受损者，更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堡垒。
“与民争利已属不当，今竟要立法使匠人‘专营其利’，此乃鼓动天下逐利之风，礼崩乐坏之始也！”一位理学大儒在私人场合痛心疾首。
“士农工商，各有其分。匠人凭奇技即可得厚利，获殊荣，置寒窗苦读之士子于何地？长此以往，谁还愿读圣贤书？”这是许多科举出身官员的普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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