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新策的试点在朱元璋的默许和朱标的主持下，于淮安至徐州段悄然展开。这如同在一潭沉寂许久的古水中投入了一颗石子，涟漪虽未及远，却已让许多嗅觉敏锐的人感知到了水流方向的变化。而站在这次变革源头的朱雄英，其声望与影响力，也随之水涨船高，不再仅仅依赖于皇祖父的宠爱与父亲的庇护，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基于能力与远见的光环。
然而，朱雄英深知，个人的智慧与皇权的青睐固然重要，但要想真正成事，尤其是在这波谲云诡的朝堂与广袤的帝国疆域中推行自己的理念，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忠诚且能干的力量。他不能永远只做一个建言者，更需要成为执行者，或者说，是能够驱动执行者的核心。
他的“班底”建设，首先从身边开始。
小柱子自不必说，经过多次考验，其机灵、忠诚已无需置疑。朱雄英不再仅仅将他视为一个伺候起居的小太监，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处理信息、联络外界的能力。一些不太敏感但对了解宫外动态至关重要的“打听”任务，朱雄英会放手交给他去办，并教导他如何筛选、分析信息。小柱子也争气，很快便在底层太监和宫外一些三教九流中，建立了自己不起眼却有效的信息网络。
在文华殿，朱雄英也不再是那个只安静听讲的皇长孙。他会与讲学的翰林学士深入探讨经史义理，其见解之深刻、引证之广博，常令这些学问大家也为之侧目。他尤其注重与那些并非一味迂腐、而是关心实务、思想相对开明的年轻翰林交往，如编修黄观、检讨齐泰等人。在与他们的讨论中，朱雄英往往能“不经意”地提出一些超越时代的观点，引发他们的深思，无形中在这些未来的朝廷栋梁心中，播下了认同与钦佩的种子。
对于东宫属官，朱雄英的筛选更为谨慎。他通过父亲朱标，逐渐调整了东宫部分僚属的配置，将一些确有才干、品性端方且对太子（实质上也是对他）忠诚的官员，如伴读溥洽、詹事府左春坊大学士董伦等，纳入更核心的圈子。他会与他们讨论具体的政务，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也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其中，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与磨合。
但这还远远不够。朱雄英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地方——朝堂，乃至军营。
这一日，朱元璋召集群臣，商议秋季各地官员的考核与黜陟之事。吏部呈报了一份冗长的名单和考评意见，其中大部分是合乎规矩的升迁调任，但也有一部分引起了争议。
争议的焦点之一，在于一个名叫夏原吉的年轻户部主事。此人籍贯湖广湘阴，出身寒微，但精通算学，办事极为干练，在清查户部旧账、厘清田亩税赋方面表现出色，被户部尚书茹太素视为得力干将。吏部依据其政绩和上官推荐，拟将其升任户部四川清吏司郎中，正五品。
然而，都察院几位御史却联名反对，理由是夏原吉“年少资浅”，“骤登清要，恐非朝廷重惜名器之道”，更有甚者，捕风捉影地指责其“性情苛刻，不近人情”。
朱雄英安静地站在朱元璋身侧，听着双方的争论。他对这个夏原吉有印象，并非来自原主的记忆，而是来自后世史书的记载——此人是明初着名的能臣干吏，尤擅理财，历事数朝，堪称国家的“钱袋子”，且为官清廉，品行端方。
这样的人才，岂能因“年少资浅”和莫须有的指责而被压制？
当争论陷入僵局，吏部尚书请求圣裁时，朱元璋的目光再次习惯性地扫向了朱雄英，虽然没有直接发问，但那眼神中的意味不言自明。
朱雄英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一个为自己发现并争取人才的机会。
他上前一步，声音清朗地说道：“皇爷爷，孙儿于户部钱粮事务亦有些兴趣，曾翻阅过一些旧档。记得去岁户部厘清江南亏空账目，其中有一卷关于苏松地区田赋纠葛的烂账，积压十余年无人能解，最后似乎就是由一位叫夏原吉的主事，耗时三月，厘算清楚，为国库追回了不少亏空。此事，茹尚书当时还曾上表为其请功。”
他这番话，看似在陈述一件旧事，实则点出了夏原吉的关键能力——解决复杂财政问题的卓越才干。他没有直接反驳御史关于“资浅”的指责，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功绩来证明其价值。
朱元璋闻言，看向户部尚书茹太素：“茹爱卿，可有此事？”
茹太素连忙出列，恭敬答道：“回陛下，皇长孙殿下所言丝毫不差！夏原吉虽年轻，然于钱谷之事，确有天赋，心思缜密，不畏繁难。苏松旧账，盘根错节，牵连甚广，若非其力，恐难厘清。臣以为，为国选材，当以实绩为先，岂能固守资历？且其人性情，并非苛刻，而是执法严谨，不通苟且，此正乃理财之臣所需之品质！”
有了茹太素的证实和力挺，朱雄英方才那番话的分量顿时不同。
朱元璋微微颔首，他用人，最重实际能力，尤其厌恶那些只会空谈、不干实事的官员。夏原吉既能解决积年烂账，追回国帑，这便是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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