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呼啸着驶离汉东省界，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丘陵平原逐渐变得开阔。祁同伟靠在软卧车厢的窗边，面无表情地看着倒退的景物。那份轻飘飘的调令就放在随身行李的最深处，像一块冰，时刻提醒着他这场“胜利”的代价。
明升暗降。公安部XX局，一个听着光鲜，实则远离核心决策、主要负责政策研究和部分跨区域案件协调的“清贵”衙门。副局长，副厅级，看似一步登天，实则被高高挂起，隔绝了与地方实权的直接联系。
高育良最后那语重心长的叮嘱犹在耳边：“同伟，部里不比地方，藏龙卧虎，关系错综复杂。凡事多看少说，多请示汇报，先把脚跟站稳。”
站稳？祁同伟心中冷笑。他祁同伟的字典里，从来没有“站稳”这个词，只有“进取”，只有“征服”！
他闭上眼，脑中闪过汉东最后几日的暗流汹涌。梁家倒台引发的余震尚未平息，各种清算、站队、切割正在无声地进行。他这位“功臣”却被迅速而体面地“礼送”出境，这本身就是最赤裸的政治信号——他是一把需要被小心收纳，甚至可能被永久封存的凶器。
但，他们未免太小看他祁同伟了。
公安部？那里难道就不是权力场？那里难道就没有可供博弈的棋局？那里距离真正的核心，难道不比在汉东更近？
列车抵达北京西站。熙熙攘攘的人流，首都特有的、混合着繁华与庄重的气息扑面而来。祁同伟穿着一身便服，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站台，如同无数涌入这座城市的追梦者之一。只是他的梦，带着血与火的味道，冰冷而坚硬。
部里的人事司派人来接站，态度客气而疏离。办好入职手续，分配了宿舍——位于部里家属院的一套陈旧但还算整洁的两居室。一切都按部就班，符合程序，却也透着一股公事公办的冷漠。
第二天，祁同伟准时到XX局报到。局长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看起来更像学者的老同志，姓郑。他对祁同伟的到来表示了例行公事的欢迎，简单介绍了局里的情况和祁同伟分管的处室——政策研究室和情报信息处，都是典型的务虚部门。
“同伟同志年轻有为，在汉东干出了大名堂，部领导都很重视啊。”郑局长笑呵呵地说，眼神却透过镜片带着审视，“来了部里，就把这里当家，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工作嘛，先熟悉熟悉情况，不着急。”
祁同伟恭敬地应答着，姿态放得很低。他知道，在这里，他不再是那个可以独当一面、令行禁止的刑侦支队长，而是一个需要重新开始、被无数双眼睛盯着的新人。
他分到的办公室比在汉东时宽敞明亮，却少了几分硝烟味，多了几分书卷气。政策研究室的报告，情报信息处的简报，内容宏观，文字严谨，却总感觉隔靴搔痒，触及不到真正核心的权力运作和现实矛盾。
日子仿佛一下子慢了下来，变得规律而……平庸。每日按时上下班，参加会议，阅读文件，听取汇报。周围的同事大多带着部委机关特有的沉稳和气定神闲，谈论的是政策导向、文件精神，偶尔涉及案件，也是高高在上的协调与指导，与汉东那种刀光剑影、短兵相接的氛围截然不同。
祁同伟强迫自己适应这种节奏。他像一块沉默的磐石，沉入这看似平静的湖底，仔细观察着每一个涟漪，倾听着每一道暗流。
他很快发现，这个“清贵”的XX局，也并非铁板一块。郑局长临近退休，求稳为主；几个资深的处长各有山头，暗中较劲；下面的一些年轻干部，则不乏有背景、有野心，试图寻找机会向上攀爬者。
而他祁同伟，这个从地方上来的“悍将”，带着扳倒梁家的赫赫凶名，他的到来，本身就在这潭看似平静的水里投下了一颗石子。有人好奇，有人警惕，也有人……试图靠近。
几天后，一个同在部里工作、但不同局的汉东老乡，辗转联系上了他，约他吃饭。席间，对方看似无意地透露：“祁局，您这次来部里，可是引起了不少关注。听说……最高检那边，有些年轻同志，对您在汉东的某些办案手法，有些……不同的看法。”
最高检？年轻同志？侯亮平！
祁同伟端着酒杯的手稳如磐石，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疑惑：“哦？办案讲究证据和程序，我在汉东的一切行为，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不知道是哪位同志有什么高见？”
对方讪讪一笑，没有接话，转而聊起了别的。
祁同伟心中冷笑。侯亮平的手，伸得还真长。看来，即使到了北京，这位老同学兼潜在的对手，依旧在密切关注着他。这很好。有对手，才不寂寞。
他并没有急于动作，而是继续扮演着一个谦逊、好学、努力适应新环境的“新副局长”。他认真阅读每一份经过他手的文件，仔细聆听每一次会议讨论，甚至主动向一些老同志请教政策问题。他将自己隐藏在“规矩”和“低调”的外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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