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县人民商场里，人头攒动。方振富和方菊芳一前一后走在百货区的过道上，两人之间隔着半步距离，像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这个怎么样？”方振富突然在烟酒柜台前停下，指着玻璃柜里最显眼的位置，“茅台，八块五一瓶。来两瓶？”
方菊芳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角：“太贵了，朱科长不喝酒的......”
“不喝酒？”方振富冷笑一声，声音不大却足够刺耳，“男人哪有不喝酒的？还是说，你特别了解他的喜好？”
方菊芳的脸瞬间白了。她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售货员已经利落地取出两瓶茅台，用牛皮纸仔细包好。方振富看都不看价格，又从旁边的货架上拿起一条“大前门”香烟：
“烟总要抽的吧？听说老同志都爱抽这个。”
“朱科长他戒烟很多年了......”方菊芳小声说。
“是吗？”方振富转过头，目光锐利地盯着她，“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方菊芳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挎包带子。方振富不再理会她，径直走向副食品柜台：“稻香村点心匣子，要最大的。再来两罐麦乳精，要上海产的。”
他付钱的动作干净利落，掏出一沓崭新的大团结，数都不数就递了过去。售货员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找零时格外仔细。
“振富，”方菊芳终于忍不住开口，“真的不用买这么多......”
“怎么？”方振富突然提高音量，引得旁边几个顾客侧目，“感谢恩师，还能小气了？还是说，你觉得这些东西，配不上你们朱科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方菊芳的声音几乎带着哀求。
方振富却像没听见，又转到布匹柜台前，指着最贵的一种深蓝色呢料：“这个，扯两米。”
“这料子厚实，做裤子最好了。”售货员热情地介绍。
“就它了。”方振富掏出钱包，“年纪大的人，穿厚实点好。”
方菊芳站在他身后，看着丈夫近乎赌气的采购，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她知道，他买的不是礼物，而是在买一个心安理得，买一个丈夫的尊严。
当所有东西都买齐时，方振富手里已经提满了大包小包。他站在商场门口，看着这些昂贵的礼物，突然笑了：“这些够意思了吧？应该不会给你丢人了。”
方菊芳正要说话，一辆白色的救护车突然在商场门口停下。司机小张跳下车，急匆匆地跑过来：“方院长，地区来的专家已经到了，正在医院等您会诊！”
方振富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他把手里的礼物一股脑塞给方菊芳：“你自己去送吧。”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上了救护车。车门“砰”地关上，救护车鸣着笛疾驰而去。
方菊芳独自站在商场门口，手里提着沉甸甸的礼物，看着救护车消失在街角。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显得格外孤单。她默默地把礼物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捆了又捆，生怕路上颠坏了。那两瓶茅台尤其沉重，让她骑上车时差点失去平衡。
自行车吱呀吱呀地前行，每蹬一下都很费力。方菊芳想起刚才方振富付款时决绝的背影，想起丈夫每一句带刺的话，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但当她拐进水泵厂家属区的小路时，她用力擦了擦眼睛，挺直了腰板。她礼物再沉重，也要送到。
朱京坡科长的家比她想象的还要简朴。小院的水泥地裂着缝，墙角堆着煤球，只有几盆仙人掌在暮色中顽强地挺立着。那扇漆皮剥落的木门里，涌动着一股潮湿的煤烟味混着旧报纸的气味扑面而来。方菊芳敲了敲门。门开了，朱科长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裤，上身是一件领口磨损的汗衫。看见她，他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
“菊芳？快进来快进来！”他忙不迭地让开身，目光却越过她往身后张望，“方院长呢？没一起来？”
方菊芳把自行车支好，提起礼品：“医院临时有手术，他被接走了。”
朱科长眼中闪过一丝失落，但很快又被热情掩盖：“没事没事，你来就好！快进屋！”
屋子窄小得像个火柴盒，墙面是用旧报纸糊的，泛黄的纸页上还能辨认出七十年代的社论标题，边角处已经卷曲发黑，露出底下斑驳的土坯墙。唯一的一扇窗户朝北，玻璃蒙着厚厚的灰尘，把午后的天光滤成一种浑浊的灰色。窗台上摆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里面种着几瓣蒜苗，瘦伶伶地向着微光伸展。靠墙摆着一张老式木板床，床单洗得发白，补丁叠着补丁，却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床头叠着的军绿色被子，方正得像块砚台，依稀还能看出部队里养成的习惯。
屋中央挂着个十五瓦的灯泡，昏黄的光线下，唯一像样的家具是张榫卯松动的八仙桌。桌腿用瓦片垫着才能站稳，桌面上却一尘不染，端端正正摆着个竹笔筒，里面插着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墙正中挂着毛主席像，相框的玻璃擦得锃亮，下面贴着一排泛黄的奖状——“特等功臣”“战斗英雄”，纸边已经脆化开裂，像秋日的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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