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定调，圣意已决，帝国的官僚机器便围绕着“养济”新政高效地运转起来。由丞相王猛亲自主抓，张翰负责工程营建与技术支持，周玘负责监察与章程审核，并抽调相关各部精干官员，组成了一个级别高、权力大的专门班子。这些人深知此事关乎圣誉与国本，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在一个月内便拿出了《养济院设置章程》及《抚恤孤寡条例》的详细草案。经冉闵御笔亲批，几经修改后，决定首先在帝都建康及周边京畿地区进行试点，待积累经验、完善制度、验证模式后，再逐步推行全国，以示慎重。
试点工作，在王猛的坐镇指挥下，雷厉风行地展开了。
选址与营建，务求实用。
工部与京兆府（建康地方行政机构）联手，很快就在建康城外东北方向，选定了一处环境相对清幽、靠近水源且交通不算闭塞的官地。这里原本是一处前朝获罪宗室的别业，占地颇广，虽有些荒废，但基础房舍尚存，略加改造便可利用，能节省大量时间与成本。张翰亲自督导，持太子特批的令牌，调拨将作监经验丰富的工匠和部分格物大学擅长营造、懂得力学与采光原理的学子，组成工程队伍。他们按照陛下“实用、整洁、通风、采光、安全”的十字原则，对原有建筑进行分区改造和必要扩建。最终形成了包括男女分区的居住区（注重保暖与通风）、公共食堂（注意防火与卫生）、独立医舍（配有药房）、手工工坊间（用于组织生产）、启蒙学堂（光线充足）、以及一小块由院民自行打理的菜地在内的综合性养济院。同时，为了应对城内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在人口稠密区，也利用几处抄没的官房或旧有驿站，设立了数处小型的“栖流所”，作为临时收容、初步救助和分流点。
经费与物资，多元筹措。
经费来源采取了陛下钦定的多元化方式。户部咬牙拨付了首批启动资金和预计半年的口粮、冬衣、常用药品款项；皇室内帑率先垂范，由冉闵下旨，从内库中拿出了一笔不小的捐赠，以示皇家对此事的重视；京兆府则负责后续的部分日常运营费用（如柴炭、零星修缮等）。同时，朝廷明发诏令，鼓励城中富商大贾、士绅官员“捐输助善”，并承诺根据捐输数额，将捐输者姓名勒石立于养济院门前纪念，对于贡献巨大者，甚至可由皇帝亲赐“乐善好施”或“仁心济世”匾额。此举得到了不少响应，尤其是那些希望通过善举提升家族声望、弥补出身不足的新兴寒门官员和急于融入主流社会的商人，捐输颇为踊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初期的资金压力。
人员与管理，精心配置。
养济院的管理，并未完全交由可能徇私舞弊的旧有胥吏体系，而是采取了由京兆府选派一名素有清名、干练可靠的官员担任院监，总揽全局，同时从太学中招募了几名家境贫寒、有志于公益、希望通过实务历练的寒门学子担任协理，负责日常管理、文书登记和账目整理。医舍则由太医院定下章程，轮流派遣医官或资深医士前来坐诊，并招募了几名略通药理、心地善良的妇人负责照料病人和煎煮汤药。启蒙学堂的蒙师，则聘请了附近乡里口碑较好、生活清贫但品性端方的老秀才担任，既解决了其生计，也保证了教化质量。
收养与运作，规范有序。
章程明确规定收养对象：年过六十、无子女亲属赡养或亲属确实无力赡养的老人；父母双亡或遭遗弃、无人认领的孤儿；以及部分残疾无依、丧失劳动能力者。京兆府派出衙役会同各坊里正，对城中及周边地区的此类人员进行初步登记、核实和筛选，避免滥竽充数。
很快，第一批经过核实的收养者，怀着忐忑、茫然甚至麻木的心情，进入了这座对他们而言既陌生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养济院。他们中有在历次战乱中失去所有亲人的孤老，眼神空洞；有被遗弃在街头、浑身脏污的婴孩与幼童，哭声微弱；也有因伤残无法劳作、被家族或乡里视为累赘而驱赶出来的中年人，脸上写满了绝望与卑微。
初入养济院，许多人眼中还带着惶恐、麻木甚至戒备，习惯了世间的冷漠与艰难。但很快，温暖干净（虽然简陋）的住所、定时供应的热饭热水、医官耐心（尽管可能忙碌）的诊治、以及管理人员相对和蔼的态度，让他们的眼神渐渐活泛起来，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
按照章程设计，养济院并非单纯的、被动救济的场所。身体尚可、手脚灵便的老人，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负责打扫自己居住的院落、照料那块小小的菜地；其中一些会编织、木工等简单手艺的，则在工坊间里劳作，其产品由养济院统一联系售卖，所得部分用于补贴院内公共开支（如购买肉食改善伙食），部分则作为其“私房”积蓄，给予其一定的自主权和经济激励。孤儿们则白天在启蒙学堂读书识字，学习简单的算术和《千字文》、《孝经》等基础道德规范，稍大些的，则根据观察到的兴趣和天赋，由聘请来的老工匠或院内懂手艺者教授一些简单的技艺，如编织、木工基础或认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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