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初定，行政架构有了明晰的雏形，但一个帝国的长治久安，离不开一套统一、公正、明晰且能被广泛接受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石。旧晋律令承袭曹魏，虽有其体系，然历经百年门阀政治影响，加之南北长期分裂，实际执行中早已是弊病丛生，律条繁琐，刑罚严苛，且南北差异巨大，“同罪异罚”现象普遍。江北之地，冉闵立国后曾进行过一些针对性的改革，但并未系统化、法典化。如今华夏一统，制定并颁布一部通行全国、胡汉一体遵循的新律法，已成维系帝国运转、保障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
文华阁内，专门开辟了一处最为安静、戒备也最为森严的静室，作为律法编纂的核心场所。由王猛亲自主持，召集了来自北南的律学名家、资深胥吏（熟悉律法实际操作）以及部分通达世情、明晓实务的官员，组成了一支精干而高效的编纂团队。案头上、书架间，堆满了前朝律典（如《晋律》）、案例汇编、各地风俗习惯的记录以及江北近年来行之有效的法令条文。
编纂的基本原则，在王猛的主持下，经过充分讨论，很快得以确立：
其一，“删繁就简，去苛从宽”。废除大量不近人情、过于严苛琐碎的条款，减轻肉体刑罚，强调教化与惩戒相结合。
其二，“胡汉一体，同罪同罚”。明确法律面前，无论民族出身，地位高低（除皇帝特许豁免权外），概以律条为准，这是对“胡汉一家”理念最具体、最具约束力的制度性落实。
其三，“重证据，慎刑狱”。强调审案需以人证、物证为主，限制口供的权重，刑讯需受严格限制和监管，防止屈打成招，造成冤狱。
其四，“鼓励耕织，保护民生”。将劝课农桑、保障基本财产权、规范交易、赈济灾荒等内容明确写入律法，体现“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编纂过程充满了激烈的争论与观点的碰撞。北方法律受胡风影响，相对简朴直接，注重实效；南方律法则受士族传统影响，律条更为繁琐细致，且特别注重“礼”与“法”的结合，强调等级秩序。
“《晋律》中之条，是否予以保留？”一位江东出身、深受传统影响的律学士问道。所谓“八议”，即对亲（皇亲国戚）、故（皇帝故旧）、贤（有德行）、能（有大才能）、功（有大功勋）、贵（高官显爵）、勤（为国勤劳）、宾（前朝皇室后裔）八类人犯罪给予特殊审议和减免特权，这是士族特权在法律上的核心体现。
“不可！万万不可保留！”一位性格刚直的北方官员立即激烈反对，声音洪亮，“陛下有言，法行于天下，务在公平一视同仁！若保留八议，则权贵犯法，便可法外开恩，与旧朝何异？何以服北地将士与天下寒门之心？法律尊严何在？！”
王猛沉吟片刻，一锤定音：“之弊，在于纵容权贵，破坏法纪。然新朝初立，于开国功臣或有特殊优容，但此不宜载入国家常律，成为定制。可于具体司法实践中，由陛下特旨恩赦，体现皇恩浩荡，而非律条常设，授人以柄。律法之尊严与生命力，在于其公平性与普遍适用性。”
又比如关于田土、婚姻、继承、债务等民事律条，南北习惯差异巨大，是强行统一，还是尊重现状，循序渐进？
“江北多行均田，土地国有色彩浓厚；江南则私产盛行，土地买卖频繁，若以江北之法绳之江南，恐激起大变，豪强反抗。”熟悉江南民情的官员忧心忡忡。
“然律法若不统一，各行其是，何谈天下一统？何来公平正义？”主张迅速统一的官员反驳。
最终，王猛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折中态度：“涉及国家根本制度者，如土地制度（均田令）、赋税制度，当以新政为准，律法予以保障和规范，强行推行，但在具体细节上可给江南一定缓冲期。涉及民间细故、风俗习惯者，如婚姻聘财、遗产继承方式等，可暂循其旧，但需加以引导，通过教化与案例，渐趋一致。律法宜粗不宜细，给地方官府以酌情裁定之权，但需将典型案例和裁决理由报备中枢，以便逐渐统一尺度。”
经过近一个月的日夜紧张工作，反复推敲修改，一部暂命名为《大魏律》的新法典初稿终于完成。它共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十二篇，体系严谨，文字简练，既吸收了前代律法的合理成分，又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治国理念与时代特色。
冬月廿十，被视为吉日。建康宫城正殿，举行了新朝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完整的大朝会。文武百官，北南新旧，皆按品秩肃立，气氛庄重。
冉闵高坐龙椅，身着正式冕服，威仪棣棣。王猛出班，双手捧着以明黄色锦缎包裹的《大魏律》正式文本，步履沉稳，朗声奏请颁布。
“准奏！”冉闵声音洪亮，回荡在殿宇之间。
一套庄严而简化的仪式后，《大魏律》的主要纲领、指导思想以及部分重要条款，被礼官当众高声宣读。随后，冉闵正式下诏，宣告《大魏律》自即日起，颁行天下，凡大魏疆土之内，无论胡汉官民，皆需一体遵行，违者依法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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