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舅那声干涩的、带着豁出去般决绝的“要不……我们报警吧”，像一块冰冷的巨石砸进了原本被悲情和勉强承诺所笼罩的“温情”池塘。
水面瞬间冻结，涟漪都来不及泛起。
客厅里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了。刚刚还在为凑钱数额而低声交谈或暗自计算的声音戛然而止。抽烟的忘了弹烟灰，抹眼泪的停下了手，连二姨那压抑的呜咽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喉咙，只剩下粗重而惊恐的抽气声。
空气仿佛被抽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沉重、更令人不安的东西——恐惧，以及对未知反应的茫然。
报警。
这两个字对于绝大多数遵纪守法的普通人来说，几乎是面对“坏事”时的本能反应，是刻在骨子里的“有困难找警察”的朴素信念。但在眼下这个具体的情境里，在“绑匪”、“撕票”、“国外”这些阴森词汇的背景下，这两个字却像是一把双刃剑，闪着冰冷而危险的光。
所有人的目光，从三舅那张涨红而紧绷的脸上移开，下意识地看向瘫坐在沙发上的二姨王桂芳，又看向蹲在角落、捏着记账小本手指发白的二姨夫。
二姨夫猛地抬起头，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看向三舅的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怒，还有一丝被冒犯的恐慌。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吼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声响。
二姨王桂芳的反应则直接得多。她像是被这两个字烫到了一样，身体剧烈地一抖，随即爆发出更加尖锐、更加绝望的哭声：“不能报警！不能报啊！报了警我的小辉就完了！那些人说了……说了钱不到就撕票啊！他们真干得出来的！不能报警啊！！”
她的哭喊撕心裂肺，带着母亲面对孩子生命威胁时最本能的恐惧，瞬间压过了其他任何理性的考量。几个女眷被她的情绪感染，也跟着抹起了眼泪，客厅里刚刚因为凑钱而建立起来的那点微弱“同盟”气氛，眼看就要被这突如其来的提议冲垮。
就在这情绪即将彻底失控、场面可能滑向争吵的关口，一道声音响了起来，不高，却带着一种刻意的清晰和稳定，打断了二姨的哭嚎。
是张芬。
林风的母亲，此刻红肿着眼睛，但脸上的悲戚被一种强撑起来的、带着“权威依据”的神色所取代。她吸了吸鼻子，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三舅身上，语气尽量平稳地说道：
“他三舅，你的心思是好的，是为小辉着想。但是……”她顿了顿，仿佛在回忆什么，“但是我家小风……他就在律所上班，跟着周律师，见过不少案子。他之前跟我提过，像这种……这种诈骗团伙，他们的人，很多根本都不在国内！都在国外！什么缅甸、菲律宾那些地方，天高皇帝远的！”
她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亲戚们都知道林风在“大城市律所”工作，虽然具体不清楚干什么，但“律所”两个字天然带着一种专业和可信的光环。此刻张芬抬出儿子“在律所”的见闻，无疑增加了她话语的分量。
“警察同志是厉害，可他们手再长，一时半会儿也伸不到国外去啊！”张芬继续说道，声音里带上了焦急，“万一……万一我们这边一报警，消息不知道怎么就走漏了，让那边知道了……那不是打草惊蛇吗？到时候，小辉就真的危险了！”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刚刚因“报警”提议而有些躁动的心思上。是啊，警察管得了国内，管得了国外那些无法无天的地方吗？绑匪要是知道报警了，会不会一怒之下……很多人不敢再往下想。
张芬看着众人脸上浮现出的忧虑和认同，仿佛受到了鼓励，她挺了挺背，目光转向哭得几乎昏厥的二妹王桂芳，又看了看一脸灰败的二妹夫，用一种带着决断和“牺牲”意味的语气说道：
“桂芳，妹夫，你们别太急。现在最要紧的，是保证小辉的安全！钱……咱们再想办法凑！我们家……”
她咬了咬牙，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在林建国有些惊愕的目光注视下，吐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的数字：
“我们家，出十万！”
十万！
这个数字，比刚才林建国说的三万，直接翻了三倍还多！在这个小县城普通工薪家庭的概念里，十万块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可能是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甚至可能是压箱底的钱。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张芬身上，有惊讶，有敬佩，也有复杂的揣测。林建国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看着妻子紧绷的侧脸和通红的眼睛，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低下头，算是默许。
二姨王桂芳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挣脱三姨的搀扶，扑过来抓住张芬的手，哭喊道：“姐！我的好姐姐啊！我……我替小辉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客厅里的气氛，似乎又因为张芬这“巨大”的牺牲和“果断”的决策，而重新向“齐心协力凑钱救人”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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