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二年秋，长安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进太极殿的朱红窗棂。新君李承佑登基已满一年，太上皇帝李宸翊退居上阳宫“颐养天年”，实则仍通过密信、心腹掌控着军政核心。表面上大唐歌舞升平，海外商线畅通、国库充盈，暗地里却涌动着看不见的暗流——宗室、后宫、朝堂、外戚、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围绕着人、财、物、军、政的争夺，展开了一场无声却致命的角力。
被废黜的四皇子李承安虽流放琼州，但其母族韦氏并未死心。韦氏联合几位对李承佑新政不满的宗室亲王，暗中联络被削去宗籍的李炎旧部，企图利用“宗室子弟不得干政”的新规引发不满，逼迫李承佑恢复部分宗室特权。
明面上，赵王李崇在朝会上屡次发难，以“海外拓线耗费巨大、加重百姓负担”为由，反对水师继续扩张，实则是不满水师控制权被秦岳等新君亲信掌控，希望扶持宗室子弟担任水师要职。他联合几位宗室大臣，多次联名上书，要求“宗室参与海外商线管理，共享通商之利”。
暗地里，韦氏通过外戚势力，贿赂上阳宫内侍，试图窥探太上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对新君的态度；同时派人潜入琼州，联络李承安旧部，策划“假传遗诏”的阴谋——一旦太上皇帝身体有恙，便散布“李承佑篡改遗诏、逼迫父皇禅位”的谣言，拥立李承安复位。
太子时期便深谙实务的李承佑，早已通过宗正寺的眼线掌握了韦氏与赵王的动向。他没有贸然动手，而是一面假意安抚宗室，同意“选拔部分宗室子弟进入市舶司任职（无实权）”，暂时平息不满；一面令天枢锐卫加强琼州防务，监视李承安旧部；同时亲自赴上阳宫探望太上皇帝，呈上韦氏与赵王的联络证据，争取父皇支持。
李宸翊看着证据，玄铁拐杖重重叩击地面：“宗室之乱，屡禁不止！韦氏野心勃勃，赵王糊涂至极，若不敲打，必成大患！”他暗中授意李承佑：“宗室需分而治之，拉拢中立者，打压首恶者，既要让他们知晓你的仁厚，也要让他们明白你的铁腕。”
李承佑登基后，册封太子妃沈氏为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士族，温婉贤淑，却无子嗣；贵妃韦氏育有一子李瑾，试图争夺储位；淑妃杨氏育有长子李恒，出身寒门，深得李承佑喜爱，却因母族无势，在后宫备受排挤。
明面上，韦贵妃频频在宫中设宴，拉拢妃嫔与内侍，散布“李恒体弱多病、不堪大任”的谣言；暗地里，她通过外戚联络赵王李崇，希望宗室与外戚联手，逼迫李承佑早日立李瑾为储。更有甚者，她令人在杨氏的汤药中加入微量安神药，导致李恒偶有嗜睡症状，试图以此证明“李恒身体不适，不宜立储”。
李承佑察觉李恒身体异常后，暗中令太医院彻查，最终揪出下药的宫女（韦贵妃心腹）。他怒不可遏，却碍于韦氏外戚在朝堂有一定势力，且太上皇帝强调“后宫不宜大兴狱讼”，只得将宫女杖毙，暂时没有处置韦贵妃，但剥夺了她“抚养李瑾”的权利，将李瑾交由皇后沈氏抚养，斩断了韦贵妃与皇子的直接联系。
沈氏不负所托，对李瑾与李恒一视同仁，既避免了皇子间的隔阂，也让韦贵妃失去了“母凭子贵”的最大筹码。韦氏外戚见状，不得不收敛锋芒，后宫的争斗暂时平息，但暗潮仍在涌动。
李承佑推行的“海外拓线、工商兴邦、农工平衡”新政，触动了以士族、传统豪强为核心的保守派利益，朝堂上形成了“革新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
以太子旧部、寒门官员、破虏书院出身的技官、水师将领为主（如秦岳、宋廉、破虏书院山长张衡），支持海外拓线、科技研发、工商税改革，主张“海权兴邦”，代表着新兴的工商业者与水师利益。
以士族大臣、宗室亲王、传统豪强代言人为主（如赵王李崇、礼部尚书韦温、江南士族代表王彦），反对海外拓线（认为耗费巨大）、反对工商税（认为损害豪强利益）、反对打破“士农工商”等级制度，主张“以农为本，闭关自守”。
保守派以“国库需留存应急”为由，反对继续拨付巨额资金给破虏书院研发新式装备与水师拓线；革新派则以“海外商线税收激增、长远利益巨大”为由，要求加大投入。双方在朝会上多次激烈辩论，甚至引发百官罢朝的威胁。
吏部尚书宋廉（革新派）推行“科举+实务”的选官制度，提拔了大量寒门与技官，触动了士族的利益；保守派则通过韦温等礼部官员，在科举中暗中打压寒门学子，扶持士族子弟。更有甚者，保守派暗中联络地方官员，阻挠新政推行，如江南士族故意拖延工商税缴纳，北方豪强抵制水师招募船员。
李承佑采取“平衡之术”应对：一面同意保守派“削减部分水师拓线预算，优先保障民生”的要求，安抚传统势力；一面暗中增加对破虏书院的专项拨款（以“军事研发”名义，避开朝堂争议）；同时令宋廉加快“实务特科”选拔，培养更多革新派人才，逐步稀释士族在朝堂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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