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安二年春，长安的春风拂过朱雀大街的杨柳，也吹醒了新帝李宸翊心中的另一桩宏愿——在长安中轴线与大运河漕运枢纽的交汇之地，筑一座融汇华夏历代建筑精华、彰显大唐盛世气象的标志性建筑，定名“景安文明阁”，与《大唐文明会典》交相辉映，一为文典、一为地标，共同铸就大唐文明的双丰碑。
选址之初，翰林院、工部将作监、太史局便展开了三月之久的论证。太史局依“天象地脉”之理，称长安中轴线乃“龙脉正脊”，而大运河漕运码头则是“盛世商脉”，二者交汇处的龙首原，是“文脉、商脉、龙脉”三脉合一的吉地；工部将作监则参照《大唐文明会典·地典》中的历代建筑选址智慧，结合秦代阿房宫的轴线规制、汉代未央宫的夯土技法、隋代大兴城的布局理念，最终敲定龙首原为阁址。
建筑形制的定稿，更是集华夏建筑文明之大成：
取商代“四阿重屋”的规制，以夯土筑九层台基，每层台基镶嵌青铜水纹栏，栏上铸有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文明图景，其夯土之法严格遵循《会典·技典》中记载的秦汉“版筑法”，层层夯实，务求千年不坍；
采魏晋“飞檐斗拱”的灵动，融合隋代大兴宫的雄浑，共设七层，每层对应《大唐文明会典》的“六典”加一层“万邦层”，一层为天典展区、二层为地典展区、三层为政典展区、四层为技典展区、五层为艺典展区、六层为人典展区、七层为万邦交流层，阁内梁柱雕刻商周金文、汉代简牍、晋代行书等文明符号；
创新融合西域琉璃技术与大唐制瓷工艺，筑一座鎏金琉璃宝顶，宝顶嵌有南洋进贡的夜明珠，既显大唐包容万邦的胸襟，又让宝顶在月夜下熠熠生辉，成为长安的“文明灯塔”；
阁周设“漕运观台”，可俯瞰大运河千帆竞渡的盛景；辟“百工坊”，供匠人依《会典》复刻历代工艺；建“万邦驿馆”，接纳藩属使节与异域学者，实现文明交流的闭环。
为确保形制无悖于古、无逊于今，李宸翊亲召《大唐文明会典》的编纂官与工部老匠人，逐一审定图纸，甚至取来《会典·技典》中的建筑图谱，与图纸逐条比对，在“斗拱承重”“夯土比例”等关键处，亲笔批注“依典施工，分毫莫差”，加盖皇帝行玺，将建筑与典籍深度绑定，奠定其文明传承的权威地位。
规制既定，一道“召匠筹材”的诏令便传至天下：凡身怀历代建筑绝技的匠人，皆可赴长安应募；凡能贡优质建材者，州府予以重赏，藩属之国献材者，可载入《会典·外邦篇》。
诏令一出，天下匠人与奇材汇聚长安：
秦地的夯土工擅汉代版筑之法，蜀地的木匠精魏晋斗拱之技，江南的瓦匠通隋代琉璃烧制之术，西域的琉璃匠带来了波斯的釉彩工艺，南洋的木作匠携来了坚硬耐腐的沉香木技艺，更有参与过大运河疏浚的水工，负责阁周的排水系统，真正实现了“汇四海匠艺，筑华夏地标”；
台基夯土取自咸阳原的“帝王土”，契合秦汉规制；梁柱木材采自蜀地的金丝楠木与南洋的沉香木，兼顾坚固与幽香；青铜水栏铸于洛阳官窑，纹饰由国子监金文博士亲绘；琉璃宝顶的釉料来自西域于阗，夜明珠由南洋藩王进贡，连阁内铺地的青石，都取自泰山的“封禅石”，寓意“镇国安邦”。
施工之前，工部依《大唐文明会典·技典》制定了严苛的“工匠考核制”：凡入工者，需先通过《会典》中的工艺考核，如夯土工需演示版筑法、木匠需搭出标准斗拱，考核合格者方可持证上岗；同时设“典匠”一职，由《会典》编纂官兼任，每日巡查施工流程，确保每一处工艺都符合典籍记载，杜绝偷工减料。
景安二年三月初三，上巳吉日，景安文明阁举行盛大的奠基大典，其礼制之隆，堪比禅位大典与《会典》告成之礼。
龙首原的奠基现场，早已按古制布设妥当：九层台基的基坑旁，九鼎八簋列于神案，青玉鼎中檀香袅袅，雅乐署奏响融合《大韶》与《大夏》的古乐；文武百官按品阶肃立，藩属使节手捧贡礼立于西侧，千名匠人代表与民间贤达列于南侧，连《大唐文明会典》的编纂官也悉数到场，见证典籍智慧落地为建筑丰碑。
辰时三刻，钟鼓齐鸣，李宸翊身着十二章纹衮龙冕服，拄着玄铁拐杖缓步至基坑前。他先于神案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告祭昊天上帝与列祖列宗，朗声道：“朕筑此阁，非为一己之私，乃为藏华夏文明之珍、彰大唐盛世之象、联古今传承之脉，祈愿江山永固、文明永续！”
礼毕，李宸翊接过内侍捧来的“奠基玉铲”——此铲以和田羊脂玉所制，上刻《会典》开篇铭文，由传国玉玺拓印加持。他亲手铲起一抔咸阳原的帝王土，填入基坑正中，而后朗声道：“景安文明阁，今日奠基！”
紧随其后，宰相李默率百官铲土，西域使节献琉璃釉料、南洋藩王贡沉香木、匠人代表呈夯土工具，依次投入基坑，象征“天下同心，共筑文明”。现场山呼“吾皇万岁、大唐万胜”，声浪卷着大运河的水汽，传至十里之外，连漕船上的商贾都驻足叩拜，见证这一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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