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空如洗，万里无云，北海道的渔场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海面不再是记忆中被风暴蹂躏的怒海，而是铺开了一幅壮阔无边的画卷。
数以百计的改良版“劈波型”帆船点缀其间，它们拥有更严密水密舱、更坚固的龙骨和易于操作的三角帆。
当第一缕阳光刺破海平面，巨大的渔网在号子声中被缓缓拉起，那一刻，仿佛连太阳的光辉都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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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不再是零星的收获，而是沸腾的、银光闪耀的生命的巨流！
肥美的鲑鱼奋力扭动，银鳕鱼堆叠如山，巨大的螃蟹张牙舞爪……鱼获之多，几乎要压垮坚韧的船身。
渔民们古铜色的脸庞上，汗水与激动的泪水混合，他们呼喊着，用最原始的方式宣泄着内心的狂喜。“满舱！又是满舱！”的欢呼声通过简易的旗语和螺号，在海船之间迅速传递，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这史无前例的大丰收，彻底改变了东赵的餐桌。
曾经，肉食是贵族与军队的特权，寻常百姓碗中难得一见荤腥。
如今，新鲜的鱼获通过四通八达的驿道，被迅速运往内陆各城邑。
更大量的海鱼则在沿海新设立的工坊里，经过清洗、盐渍、晾晒，变成了一桶桶、一石石耐储存的咸鱼和鱼干。
这些咸鱼不仅是平民百姓佐餐下饭的美味，更成为军粮储备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作为硬通货，在与内陆郡县的贸易中换回了急需的布匹、铁器和谷物。
北海道，这个曾经被视为苦寒之地的化外之岛，用实实在在的渔获，证明了自己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也点燃了东赵上下对海洋更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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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渔汛渐歇，海风转向之时，新落成的“新邺渔港”迎来了它历史性的时刻。
由成王赵珩倡议，议事堂新设的“市舶司”衙门前的广场上，人声鼎沸。一面绣着巨大“赵”字和航海星辰图案的旗帜，在司衙前高高飘扬。首批由市舶司组织、并获得官方“船引”许可的庞大商队，正整装待发。
这支船队不仅载满了北海道的咸鱼干、海带，更有利用扶桑充沛日照和海岸线晒制的优质海盐，以及从茂密森林中采伐的珍贵桧木与杉木。
船队的首领，是一位被成王亲自接见并授予“奉航令”官职的老航海家陈德广。
他站在经过墨家与公输家工匠联合改良的“楼船式”大海船上，这艘船融合了汉家楼船的稳固与扶桑船只的灵活，更配备了最新的牵星板与指向性罗盘。
“启航！”随着陈德广一声令下，混合了官方舰船与民间大舶的船队，缓缓驶出被巨型防波堤拱卫的深水良港，乘着季风，向着大汉东南沿海的方向破浪而行。
数月后，这支船队不仅带回了预期的丝绸、瓷器、漆器，更带回了沉甸甸的书籍、诗卷，以及几位愿意远涉重洋前来讲学的儒生。
当那些精美的江南丝绸在皇宫偏殿展开，当产自景德镇的青白瓷碗盛上清茶，当琅琅的读书声在扶桑的土地上响起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悄然席卷了东赵的统治核心。
赵珩抚摸着光滑的瓷壁，翻阅着纸质优良的《诗经》注本，沉默良久。
他看到了和平贸易带来的、远比武力征伐更为深远的影响力。这些货物与书籍，不仅是商品，更是文明的载体，它们无声地诉说着故土的繁华与文化的厚度。
朝堂之上，原本一些对“重海轻陆”政策抱有疑虑、仍念念不忘“反攻朝鲜”的旧将领，在看到这些实物，听闻了儒生对中原现状的描述后，激烈的主张也渐渐平息。利益的纽带与文化的认同，开始悄然重塑东赵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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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数十年弹指而过。东赵，这片曾经偏安一隅的岛国，已然形成了脉络清晰、运转高效的立体经济格局。
北方，以北海道为核心，庞大的渔业帝国已然成型。渔场划分、腌制工坊、运输网络环环相扣，北海渔获不仅自足，更行销大汉。
南方，九州等地的金银矿脉得到了系统性开采。在部分吸纳了大汉技术的矿监管理下，矿井深度与安全性大幅提升，源源不断的贵金属和铜料被开采出来，成为支撑东赵财政、铸造钱币的底气。
中部，本州岛广阔的平原与关东沃野，则是帝国的粮仓。来自南方岛屿上的肥料（鸟粪）和逐步推广的曲辕犁，使得稻米与桑麻的产量稳步提升，养活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和一支常备军。
而蜿蜒漫长的海岸线，则成了东赵跳动不息的脉搏。星罗棋布的盐场、大大小小的造船坞、繁忙的贸易港口，构成了“沿海盐商通四方”的生动图景。
帝国的触角并未满足于此，而是勇敢地伸向更远的海洋。通往逸洲和南溟洲的航线已经稳定。
逸洲的优质小麦、羊毛和奇特禽畜，南溟洲的椰子、香料、甘蔗等热带物产，被定期运回，极大地丰富了东赵的物产结构，这两处遥远的陆地，已成为东赵不可或缺的海外粮仓和经济作物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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