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国营厂的订单，像一块投入平静池塘的巨石，在靠山屯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波澜。当沈星澜和赵卫国带着盖有鲜红公章的订货合同回到屯里，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每个角落。
“成了！真成了！”
“五十套笔筒果盘，一百个杯垫！老天爷，这得编到啥时候去？”
“啥时候？赶紧编啊！这可是公家的订单，马虎不得！”
“星澜这丫头，真是神了！连县里大厂的领导都说好！”
短暂的震惊和难以置信过后，整个编织小组，乃至整个靠山屯，都陷入了一种紧张而兴奋的忙碌之中。
周文彬连夜赶制出更详细的分解图样，确保每个部件尺寸标准；孙卫东带领的采集小队几乎是驻扎在了河边山脚，保证了优质原料的充足供应；而以秀英嫂子为首的编织骨干们，更是拿出了十二分的细心和耐心，每一根蒲草、每一条柳枝都处理得恰到好处，经纬交错间，力求尽善尽美。
沈星澜则扮演着总调度和质量总监的角色，穿梭在各个工序之间，不时指点一二。她偶尔会不动声色地在浸泡原料的水中滴入极少量的灵泉水，虽不足以逆天改命，却也能让草质更加柔韧，不易干裂，成品自然更显光泽饱满。
在全屯上下的通力协作下，第一批货物终于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交货那天，几个壮劳力小心翼翼地抬着捆扎整齐的货箱，走在去往公社邮寄点的路上，感觉抬着的不是编织品，而是全屯子的希望。
等待回款的日子里，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焦灼的期盼。直到几天后，李建国支书从公社回来，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脸上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红光，直接敲响了队部门前那口许久未用的铁钟。
“铛——铛——铛——”
钟声悠扬，传遍屯子各个角落。社员们无论正在做什么，都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朝着队部大院汇聚。编织小组的成员们更是心跳加速，互相交换着紧张又期待的眼神。
大院中央，李建国站在磨盘上，扬了扬手里的信封，声音洪亮，带着一丝颤抖：“社员同志们！静一静！咱们靠山屯编织小组，第一笔对外销售的货款，今天！结回来了！”
“哗——”人群瞬间炸开了锅。
李建国示意大家安静，继续道：“这笔钱，不多！但是，意义重大！它是咱们靠山屯社员，尤其是咱们妇女同志，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挣来的第一笔‘活钱’！经队委会和编织小组核心成员讨论决定，这笔钱，一部分留作集体积累，用于购买工具、原材料，扩大生产！剩下的，按照每个人参与制作的数量和质量，折算成工分，发现金！”
“发现金”三个字，如同点燃了最后的引线。人群，尤其是那些参与了编织的妇女们，彻底沸腾了！
张婶搓着手，眼眶有些发红；李红梅紧紧攥着衣角，嘴唇抿着，却掩不住上扬的弧度；就连一向沉默的秀英嫂子，也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目光灼灼地盯着李建国手里那叠即将分发下来的票子。
念到名字的人，一个个上前，从李建国手里接过那几张皱巴巴却分量十足的纸币和几枚叮当作响的硬币。
“张翠花，三块两毛五！”
“李红梅，两块八！”
“周秀英，四块一！秀英编得多，质量最好，这是她应得的！”
……
当自己的名字被念到，当那带着油墨和汗水气息的钞票实实在在落入掌心时，许多妇女的手都是抖的。
一个平日里嗓门最大的婶子，看着手里两块多钱，突然就掉了眼泪，声音哽咽：“俺……俺也能挣钱了……俺挣的！不是靠家里那口子工分分下来的！”
旁边她的丈夫，一个黑壮的汉子，挠着头，嘿嘿傻笑，脸上竟有几分与有荣焉：“哭啥，好事！晚上给你加个蛋！”
另一个年轻媳妇，把分到的一块五毛钱看了又看，小心翼翼用手帕包好，塞进最贴身的口袋，喃喃道：“够给娃扯尺布，做件新褂子了……”
这一刻，她们攥在手里的，不仅仅是几张轻飘飘的纸币，而是沉甸甸的、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权。经济独立的光芒，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照进了这些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女人们心中，唤醒了某种沉睡已久的力量。
家庭里的微妙变化，也开始悄然发生。以往吃完饭就撂下碗筷等着媳妇收拾的男人，开始主动帮忙刷碗、喂猪；对妻子参与编织小组事务抱怨“不务正业”的声音，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甚至有的汉子，会默默地把妻子编坏的半成品拿过来，试着帮忙修补。虽然笨拙，却是一种无声的支持和认可。
原来，话语权的背后，站着的往往是经济基础。当女性也能为家庭带来真金白银的收入时，那看似坚不可摧的传统分工壁垒，便开始出现了松动的痕迹。
沈星澜站在人群边缘，看着这一张张因希望和收获而焕发光彩的脸庞，心中泛起一丝奇异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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