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日复一日的哀劝和沉默的付出下，父亲终于极不情愿地、跌跌撞撞地开始尝试融入这场全民“自谋生路”的大潮。
他跟着以前的工友去给人扛过包，卸过车，但干不了两天就嫌累嫌钱少，嚷嚷着腰疼腿疼，撂了挑子。他也曾试图支个修自行车的小摊，但技术不精，脾气又躁，不是把人家车胎撬破了，就是跟顾客吵起来，最后摊子不了了之。
最终，他还是干起了老本行——在熟人的介绍下，去了一家私营的小屠宰场帮忙。活儿更累，环境更差，工钱也不稳定，但至少，他每天早晨会默默地穿上那身更破旧的工作服出门，傍晚带着一身更浓重的血腥和疲惫回家。家里的餐桌上，偶尔会出现一些便宜的“下水”或剔骨肉，那是他所能带来的、微不足道的“改善”。家庭的气氛，依旧压抑，但至少，那令人心悸的咆哮和摔打声，渐渐少了。
而我，在这股巨大的下岗潮中，也必须寻找自己的生存缝隙。
我尝试过很多工作。先是去一家新开的报社应聘业务员，跑广告拉订户。负责人看着我稚气未脱的脸和厚厚的眼镜，委婉地拒绝：“小姑娘，不是我们不想要你，你这年纪和形象…出去跑业务，客户容易觉得我们不专业，压不住场啊…”
后来，我在火车站附近，看到一个招“房源信息员”的小广告，说是“高提成，日结”。我兴冲冲地去了，那是一个租在简陋民房里的皮包公司。老板唾沫横飞地给我画大饼，让我每天去各个小区打听谁家房子要出租，记录下来。我顶着烈日跑了一个月，记满了一个小本子，脚底磨出了水泡。月底去要工资，那老板却翻脸不认账，反而指着桌上的一堆杂七杂八的“办公用品”单据，说我还倒欠公司一百块“物料损耗费”！我气得浑身发抖，却无可奈何，最终含着屈辱的眼泪，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百块钱摔在他桌上，才拿回了我的身份证。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社会的险恶。
我还给一个私人开的小幼儿园干过几个月的“保育员”，其实就是看孩子。开始几个月，老板娘还能按月给我发点微薄的薪水。后来，她就开始以“资金周转困难”、“孩子少了收入低”等各种理由拖欠，最后干脆说让我“帮帮忙”，白干！看着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我硬着头皮又坚持了段时间，直到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才不得不离开。后来，我又辗转做过好几份工作。最让我心情复杂的一份工，是在一家婚介公司当会计。那家公司甚至有民政局的授权许可，可以办理结婚登记，看起来颇为正规。
老板是个精明的中年男人，教我做账，接电话，接待客户。但每次遇到有关部门来检查，他就会提前溜走，叮嘱我：“小张啊，有人来找，就说我出去开会了，不知道啥时候回来！” 开始我不明所以，后来才渐渐看清这“正规”背后的龌龊。
来这里征婚的男女，目的各异，心思复杂。我见过不少衣着光鲜、言辞动人的女性，周旋于多个男性客户之间，以各种理由“借钱”、“救急”，那些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男同志往往人财两空，最后甚至可能被反咬一口，落下个“耍流氓”的污名。我也见过一些已婚男子，隐瞒婚史，来这里寻找“刺激”或“红颜知己”，欺骗那些渴望婚姻的单纯女孩。公司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鼓励，因为成功的“撮合”意味着不菲的中介费。
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听着那些虚情假意的甜言蜜语，看着那些精心编织的谎言和陷阱，内心充满了厌恶和无力感。我无法习惯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环境，更无法说服自己成为这灰色链条中的一环。
终于，在一次目睹一位老实巴交的工人师傅被骗光积蓄、蹲在公司门口抱头痛哭后，我内心那点残存的正义感和良知再也无法忍受。我向老板递交了辞职信，尽管他知道太多“内情”而极力挽留甚至隐含威胁，我还是坚决地离开了。
走出那家令人窒息的婚介所，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深深吸了一口初冬清冷的空气，仿佛要将胸腔里积压的浊气全部置换干净。虽然前途依旧未卜，口袋里也没几个铜板，但一种奇异的轻松感却笼罩了我——至少，我的灵魂不必再在那片灰色地带里挣扎煎熬了。
离开那家装修暧昧、灯光柔和的婚介所，站在明媚却冰冷的阳光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涤净肺腑中所有积存的污浊之气。虽然前途依旧迷茫，但至少，我的双手是干净的，我的心是安宁的。
每一次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失败的消息回家，换来的从来不是父亲的安慰。他总是用那种混合着嘲讽和幸灾乐祸的眼神瞥我一眼，然后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哼！我就知道！干啥啥不成！赔钱货！就知道瞎折腾！”
这些话像冰冷的针，扎在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我只能咬紧嘴唇，把头埋得更低，默默回到我的小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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