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黄而摇曳的油灯光晕下，李斯披着一件半旧的深色布袍，独自端坐在乡间简朴书斋的木案前。夜已深沉，万籁俱寂，唯有笔尖在粗糙纸笺上缓缓移动时发出的、富有韵律的“沙沙”声响，以及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打破这凝重的宁静。撰写这部《忆往录》的过程，对他而言，绝非简单的往事追述，而是一次极为艰难、甚至堪称痛苦的自我审视与灵魂深处的彻底清算。他不仅是在力求客观、忠实地记录那些影响帝国命运和个人荣辱的重大事件，更是在进行一场不留情面的自我审判，力求以一种近乎苛刻的冷静与深刻，来“记录毕生之得失”，既不刻意粉饰其“得”，更绝不回避、淡化其“失”。
其所“得”，首先在于实现了个人价值的极致发挥与毕生政治理想的初步实践。 他毫不掩饰，也无需掩饰，自己从一个楚国上蔡看守粮仓、被人讥为“仓鼠”的卑微小吏，到位极人臣、官拜大秦帝国丞相、其言行足以深刻影响帝国命运乃至历史走向的巨大人生跨越。他详细记述了自己如何凭借过人的才智、异于常人的勤勉、以及对时局精准的洞察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最终得到始皇帝嬴政的赏识与重用，得以参赞机要，辅佐这位不世出的雄主，完成“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千古帝业。他更着重笔墨，记录了自己如何倾注心血，参与制定并强力推行了那些影响中国后世数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他饱含复杂情感地写道：
“……斯，以一介布衣之身，幸遇千古明主（指始皇），得参机密，助成帝业，此乃时也，命也，亦斯竭尽驽钝之力也。废分封，立郡县，此乃断诸侯割据之根，立中央集权之基，实为万世不易之制，虽后世有反复，然其核心精义长存；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此乃凝聚天下之心力，消弭地域之隔阂，使九州之民，渐有同源共祖之认同，此乃文化一统之伟业；统一度量衡，便利民生商贸，促进货殖流通，此乃富国强兵之根本。此数者，关乎国体民生，虽非斯一人之功，始皇雄才为主，然斯于其间，或首倡其议，或力排众议，或精心规划，或强力推行，确曾呕心沥血，推动施行。于国于史，斯可谓有尺寸之功，此乃斯平生最大之‘得’。”
这份彪炳史册的功业，是他一生奋斗最显赫的注脚，也是他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核心价值体现，是他内心深处最为自矜之处。
其次，在于关键时刻的决断，力挽狂澜，改变了自身与帝国的悲剧命运。 他着重以沉重而审慎的笔触，记录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沙丘之变”。在他如今的审视下，那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不仅仅是危急关头的自救之举，更是避免了帝国因昏聩暴戾的胡亥与阴险狡诈的赵高当道而可能迅速土崩瓦解的命运，为仁厚且有威望的长公子扶苏最终继承大统、推行相对宽仁的政令创造了关键的可能。他将此视为自己一生中最为凶险、却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得”，尽管手段并非光明磊落。
“……沙丘之夜，始皇崩殂，赵高挟胡亥，欲行篡逆，屠戮忠良。斯当时若顺从，则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不过旦夕之间；若反抗，则九死一生，然或有一线生机，可挽帝国于既倒。思之再三，念及先帝知遇之恩，虑及帝国分崩之祸，遂行险棋，联合忠勇之士，布局应对。此事，手段或许有亏，近乎权诈，然于大节而言，铲除奸佞，扶立长君，避免天下重现战国纷争之惨状，于社稷苍生，未必无功。此亦斯于生死存亡之际，不得已而为之，却最终改变命运之‘得’也。”
再者，在于晚年得以功成身退，保全家族，并寻得心灵的最终归宿。 他对比了历史上众多功高震主、最终兔死狗烹、不得善终的权臣（如商鞅、吴起等），对自己能在扶苏朝平稳过渡，最终审时度势，主动上表辞去相位，归隐于这林泉之间，深感庆幸与明智。他将此部分的“得”，归因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警觉、对时局微妙变化的准确判断，以及最终放下炙手可热权位的决然与清醒。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乃古之明训，血泪所书。斯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然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此天道循环之理。能于权势鼎盛、鲜花着锦之时，察危机于未萌之态，主动上表求去，急流勇退，终得保首领以没于户牖之下，子孙安然，享天伦之乐，于这山野清风、明月松涛之间，寻得内心久违之宁静。此看似消极退避，然于个人及家族存续而言，避开了无数腥风血雨，实乃大智若愚，亦为平生一大‘得’也。”
然而，李斯的笔触，更多的、更沉重的，是落在那些深沉而痛切、甚至带着血泪反思的“失”之上。这部分，他写得异常缓慢，时常搁笔长叹，眉宇间凝聚着化不开的凝重与愧疚。
其最大的“失”，在于对法家思想工具化运用的过度与僵化，以及对民力惊人透支的默许甚至推动。 他深刻反思了始皇时代那些规模空前浩大的工程（如阿房宫、驰道、长城、骊山陵）以及为维持高效统治而推行的严刑峻法，对天下无数普通黎民百姓造成的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与牺牲。晚年在乡野间的所见所闻，与底层民众的接触，让他对当年的政策有了切肤之痛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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