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统一”的宏大蓝图，需要具体的路径来落实。李斯作为秦帝国政治哲学的总工程师，深谙“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道理。他洞察到，军事征服可以快速平定疆土，行政改革可以建立统治框架，但唯有触及灵魂的教育，才能实现思想与文化的根本性整合。因此，他将“兴教育”视为实现思想统一最根本、最有效、也最具长远影响力的战略途径。他的目标，远不止于培养能够处理文书、执行律令的技术型官吏，更是要着眼于未来，从童蒙时期起，系统性地塑造一代代认同大秦统治合法性、熟稔秦律精神、内化官方价值观的“新秦人”。这是一项旨在重塑天下人心秩序的庞大社会工程。为此，李斯以其法家的缜密与务实，开始推行一系列旨在彻底改造和有效控制帝国教育体系的政策。
首先，是加强对官学体系的控制、扩展与制度化建设。秦朝原本就有“学室”制度，但其规模有限，主要集中于都城，旨在为中央官府培养专业的文法吏员。李斯在此基础上，以惊人的魄力将这一制度推向全国，大力扩充和规范地方官学体系。他颁布政令，要求各郡、县必须仿照中央模式，设立相应的官立学校（即“郡学”与“县学”），并明确规定其建制、员额和经费来源。地方长官有责任选拔本地聪慧颖悟的良家子弟入学，而教师（“博士”或“文学掾史”）则需由朝廷直接派遣或经过严格认可。办学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主要部分，中央财政则根据考核情况给予专项补贴，以确保这些学校不至于因地方财力不均而运转不灵，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官学网络的稳定性与统一性。这些官学，其职能已远超简单的技能传授，其核心课程被严格规定为以下几个环环相扣的模块：
一为 “律学”。这是官学课程体系的基石与重中之重。李斯认为，法律是帝国意志的体现，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唯一准绳。因此，所有学生必须深入研读《秦律》的主要条文，不仅要背诵记忆，更要理解其背后的立法精神与严酷原则。教学中甚至引入了案例分析和模拟判案等实践环节，旨在让法律的威严、缜密与不可逾越性，从学生时代就深深烙印在其心灵深处，使他们将来无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能成为自觉守法、心怀畏戒的顺民。
二为 “政术”。此部分主要讲授法家经典精髓，如《商君书》、《韩非子》以及经过李斯亲自筛选、诠释的其本人论述。课程内容高度侧重于帝王南面之术、富国强兵之道、驭臣治民之方，极力宣扬中央集权、耕战立国的优越性，同时系统性地批判分封制的历史弊端以及儒家、道家等“异端邪说”的危害。这是塑造学生基本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世界观的关键课程，旨在培养其成为帝国政治体系的坚定拥护者和忠实执行者。
三为 “忠君爱国”教育。为了增强灌输效果，李斯巧妙地采用了“旧瓶装新酒”的策略，融合了一些经过彻底改造的儒家伦理概念。他组织那些愿意合作或被迫屈从的博士官，精心编写了一套道德教化教材。这些教材着重讲述大秦历代君主，特别是始皇帝扫灭六合、统一宇内的丰功伟业，将“忠君”与“爱国”两个概念紧密绑定，强调忠君即是爱国的最高体现，爱国则必须无条件忠君。同时，也大力宣扬“孝道”，但将其内涵引申为对“国家”这个更大、更高层级的“家庭”的绝对忠诚与无私奉献。教材中还穿插了大量经过加工的故事，歌颂秦军的英勇无畏与纪律严明，贬低六国旧贵族的腐化堕落与不得民心，以此不断强化学生对于新兴帝国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优越感。
四为 “实务”。包括基本的算学（以应对赋税、工程计算）、规范的书吏公文格式（确保行政文书的高度统一），乃至一些基本的农工常识（便于管理生产）。这部分旨在将学生培养成具备实用技能的管理人才，能够立即胜任基层政务，体现了法家学用结合的务实风格。
其次，是系统性地限制、规范并最终边缘化私学。李斯深知，思想的多元化与混乱，很大程度上源于战国时期以来百家私学的泛滥。他并未像后来“焚书”事件中那样采取极端禁绝的粗暴手段，而是采取了更为精细、更具策略性的管控措施。他下令，所有意图开办私学的“师儒”，必须到当地官府进行详细登记，申报其所授课程、学生名册。其讲授内容受到严格监控，绝对不得与官方确立的法家教义相抵触，尤其严禁讲授任何“非议朝政、妄言分封”或宣扬六国旧俗的内容。官府会不定期派员进行明察暗访，一旦发现违规，视情节轻重，轻则训诫、罚款、取缔私学，重则可将塾师治罪。与此同时，李斯在选官制度上进行了关键性的倾斜，规定官学毕业生在出任官吏时享有绝对优先权。这一制度设计，从功名利禄的根源上，引导天下有才学的士子纷纷倾向于进入官学体系，从而间接地、也是根本性地削弱了私学的生存基础与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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