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您，米勒博士。”
米勒博士离开后，实验室里只剩下仪器运转的低鸣。老周迫不及待地问：“文婷，德国人说什么了？是不是要跟咱们合作？”
“要合作，但有条件。”陆文婷把文件递给老周，“他们要技术的全球使用权，给咱们五十万美元，或者在中国的销售提成。”
“五十万美元？四百万人民币？”老周倒吸一口凉气，“这……这够咱们发两年工资了！可是，技术给了他们，咱们以后怎么办？”
“所以不能轻易答应。”陆文婷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片巨大的化工园区。夜色中，成千上万的管道、储罐、反应釜组成一个庞大的工业森林，那是德国化工工业百年的积累，是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的结晶。红旗厂有什么？有几栋老厂房，一批老设备，一群老工人，还有一份不甘落后的心。
差距太大了，大到让人绝望。但正是因为差距大，才要追，才要赶，才要拼。父亲那一代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起了新中国的化工业基础。她们这一代人，要在开放中学习，在合作中竞争，在追赶中超越。
“周师傅，咱们去图书馆。德国人给了权限，咱们就得用。看看巴斯夫这三十年的技术发展轨迹，看看咱们到底差在哪里，差多少。”
“现在？都晚上十点了。”
“现在。时间不等人。”
深圳福田区，深南大道旁的一栋写字楼里，赵红英坐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对面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律师，戴金丝眼镜，穿深灰色西装，说话带着香港口音的普通话。
“赵厂长，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李律师合上文件夹，摘下眼镜擦了擦，“天华实业在深圳注册资金五百万港币，实缴资本两百万。主营业务是航运和贸易，去年营业额八千六百万，利润一千二百万。表面看，经营状况良好，但负债率很高，达到70%，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而且，刘天华个人名下的三套房产，都已经抵押给银行了。”
赵红英翻看着李律师提供的资料，眉头越皱越紧。这些数据和刘天华给她看的，差距很大。刘天华说注册资金五千万，实缴三千万，负债率不到30%。而李律师调查的结果，注册资金只有五百万，实缴两百万，负债率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刘天华在夸大实力，意味着天华实业的资金链很紧张，意味着他急于寻找新的投资标的来缓解压力。
“李律师，这些数据的来源可靠吗？”
“可靠。我从工商局调取了天华实业的注册档案，从税务局调取了近三年的纳税记录，从银行的朋友那里了解了他的贷款情况。赵厂长，我不是在诋毁刘天华，我是律师，只讲事实。事实是，天华实业的财务状况，没有他说的那么好。而且，”李律师压低了声音，“我托香港的朋友查了，刘天华的父亲确实做过船运，但十年前就破产了，现在还欠着银行的钱。刘天华是靠着倒卖批文起家的，在深圳、香港都有公司，但多是空壳，实际业务很少。”
赵红英的心沉了下去。最坏的猜测，成了现实。刘天华不是一个踏实的实业家，而是一个投机者，一个掮客。他看中红旗厂，不是因为红旗厂的技术，不是因为红旗厂的工人，而是因为红旗厂是国企，有土地，有厂房，有设备，有政策优惠。他要用红旗厂的壳，来套取贷款，来运作项目，来实现自己的资本扩张。
“那他在盐田的化工厂呢？那个项目是真是假？”
“项目是真的，地也买了，厂房也建了。但他只付了30%的工程款，剩下的都欠着。设备是从德国买的二手货，价格比市场价高出20%，我怀疑有回扣。而且，那个厂根本没有环评手续，环保局已经下了整改通知书，勒令停工。他急着找你们合作，是想用红旗厂的名义，去申请贷款，去补环评的漏洞。”
原来如此。难怪刘天华那么热情，条件那么优惠，原来是要借红旗厂的国企身份，来规避政策风险，来套取银行贷款。如果真跟他合作了，红旗厂就成了他的挡箭牌，出了问题，红旗厂担着；赚了钱，他拿走大头。
“李律师，谢谢您告诉我这些。这件事，请您暂时保密。”
“放心，律师有律师的操守。不过赵厂长，我还是要提醒您，刘天华在深圳有些关系，副市长那边，他可能已经打过招呼了。您要是拒绝合作，得想好说辞，不能硬来。”
“我明白。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这个道理我懂。”
送走李律师，赵红英一个人在会议室里坐了很长时间。窗外的深圳，华灯初上，车水马龙。这座城市的夜晚，比白天更加喧嚣，更加浮躁，也更加诱人。无数人在这里寻找机会，寻找财富，寻找梦想。有人脚踏实地，有人投机取巧，有人不择手段。
她想起红旗厂的夜晚，安静，甚至有些冷清。工人们下班了，车间里只有几盏灯亮着，是老陈带着徒弟们在加班修齿轮。机器轰鸣声在夜空中回荡，像一首古老的歌，诉说着一个老厂的坚持，一个时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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