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历史现场)
军用运输机的轰鸣声终于停息，舱门打开，凛冽而陌生的空气涌入。溥仪战战兢兢地走下舷梯，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苏联远东的城市赤塔。时间是1945年8月17日。他从一个牢笼，被抛入了另一个牢笼，只不过看守换成了苏联内务部的军官。
出乎溥仪意料的是，苏联人对他这个头号战犯相当“客气”。他没有被扔进阴暗的牢房，而是被安置在一所名为“莫罗佐夫卡”的疗养院里，后来又被转移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红河子别墅。居住条件甚至比他在通化大栗子沟时还要好：柔软的床铺、干净的餐厅、甚至有图书室和散步的花园。
他的生活起居有专人照料，饮食标准很高，有面包、黄油、肉食甚至红酒。苏联军官定期来“探望”他，态度礼貌，称呼他“溥仪先生”或“前满洲国皇帝”，并允许他保留一些随从（如弟弟溥杰、侄子毓嶦、医生等）继续伺候他。
这种优厚的待遇，让极度恐惧的溥仪渐渐安下心来，甚至产生了一种荒谬的“安全感”和错觉。他不必再面对吉冈安直的咆哮，不必再签署那些屈辱的文件，暂时逃离了中国那片可能对他进行清算的土地。他开始琢磨，如何利用当前的特殊处境，为自己谋一条最好的后路。
他的核心策略只有一个：千方百计避免被引渡回中国。他深知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如果被送回去，落在国民党或者（他当时更害怕的）共产党手里，必然是死路一条。
为此，他开始了积极的“表演”和“公关”：
· 积极配合，塑造形象： 每当苏联军官问话，或需要他写一些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罪行的材料时，他都表现得极为合作。他将所有罪责都推给日本人，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身不由己”、“受尽压迫”的可怜傀儡，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和“反抗者”（尽管他拿不出任何有力证据）。
· 主动献宝，讨好苏联： 他将在逃亡时偷偷藏在随身物品夹层中的大量珍宝（包括钻石、珍珠、翡翠、戒指、项链等）主动献给苏联政府，声称是“为了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希望以此买好感，换取庇护。
· 三次上书，申请居留： 这是他最核心的努力。在1945年至1946年间，他多次向苏联方面提出书面申请，恳求允许他永久留在苏联。他甚至给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语气极其谦卑、谄媚的信件，信中大肆赞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斯大林的伟大，并再次强调自己对日本的仇恨，恳求斯大林“慈父”般的收留。
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弟弟溥杰和侄子们也纷纷上书，请求留在苏联。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表现出对苏联的忠诚和向往，就能逃脱历史的审判。
然而，苏联方面对他的所有举动，都保持着一种礼貌而冷淡的沉默。他们收下他的供词，收下他的财宝，收下他的申请书，但从不给予任何实质性承诺。苏联的战略很清晰：溥仪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战利品和政治筹码，他的最终命运必须服从于苏联更高层面的国际政治博弈（尤其是与未来新中国的关系）。暂时优厚地养着他，比立刻处理他更有价值。
于是，溥仪在苏联的五年（1945-1950），就在这种看似舒适实则焦灼的等待中度过。日子单调而漫长：吃饭、睡觉、散步、接受一些无关痛痒的问询、和随从打发光阴。表面的平静下，是对未来的巨大恐惧和不确定性。每一次有中国代表团访苏的消息，都能让他紧张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一天，溥仪在红河子别墅的花园里散步，看到几名苏联士兵正在移植几棵小树。他看着那些树被挖出，又在新坑里被种下，根部还包裹着故乡的泥土。这一幕突然深深地触动了他。他回到房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再次铺开信纸，提起笔，决心最后一次，也是最诚恳地，向斯大林同志写下留苏申请。他搜肠刮肚，用尽所有他能想到的赞美与恳求之词，字迹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在信的末尾，他几乎是哀求般地写道：“……我恳求您，伟大的斯大林主席，允许我留在苏联，我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劳动，成为一名普通的苏联公民，为我所深深向往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微薄之力……我坚信，只有在苏联，我才能获得新生……” 写完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小心翼翼地将信纸叠好，装入信封，郑重地交给了一位看起来比较和善的苏联军官，并反复叮嘱务必转交。之后的日子，他每天都充满期待地望着窗外，等待着来自莫斯科的“特赦”回音。然而，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那封信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只有西伯利亚的风，依旧吹过别墅外的白桦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为谁唱着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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