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10日的清晨，天还没亮透，刑场周围的荒草就结满了白霜。沈河穿着厚重的警服，站在警戒线边缘，指尖冻得发僵，却紧紧攥着那份早已被体温焐热的死刑执行通知书。法警押着李存根从囚车上下来时，他特意看了一眼——这个曾经在红星村村民眼里“老实巴交”的男人，此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新囚服，头发被理得整齐，可下颌的胡茬还是冒出了青黑色的印子，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麻木的空洞。
“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执行法官走到李存根面前，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李存根张了张嘴，喉结动了动，半天只挤出一句：“给我烧点纸，别让我在底下饿着。”没有对受害者的道歉，没有对罪行的忏悔，甚至没提一句家人。沈河站在不远处，把这句话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慌。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沈河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风卷着枯草的碎屑吹过脸颊，带着一股土腥味，他想起第一次去北洼麦田勘查时，刘桂花抱着王建军的照片哭到晕厥，想起张大山的母亲攥着儿子的旧布鞋说“人没了，判死刑又能怎么样”，想起那些未找到亲人遗骸的家属，每次见到他都红着眼问“还会找吗”。他突然觉得，这一枪虽然结束了李存根的罪恶，却永远换不回那六条鲜活的生命，也填不满那些破碎家庭里的空洞。
回到县局时，天已经大亮。沈河坐在办公桌前，打开了那本深蓝色封面的日记本——这是他从警以来一直保持的习惯，每次办完大案，都会写下几句心里话。他拿起钢笔，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慢慢写道：“1985年12月10日，李存根伏法。死刑是法律能给出的最重惩罚，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交代，可它终究换不回逝去的生命，也抹不掉那些刻在活着的人心里的伤疤。往后的日子，要做的还有很多。”写完，他把日记本放进抽屉最深处，那里压着六张受害者的照片，每张照片上的人都笑得真切，像是在提醒他，这份责任永远不能放下。
转眼到了1986年春天，沈河再次开车去红星村时，发现村里的变化比他想象中要大。车刚开到村口，就看到几个村民扛着锄头往北洼麦田走，说说笑笑的，丝毫没有了之前“闹鬼”时的恐惧。他停下车，跟村口晒太阳的大爷打招呼：“大爷，现在敢去北洼种地啦？”
大爷笑着点头，手里的烟袋锅子“吧嗒”响了两声：“敢去了！杀人犯都伏法了，还有啥好怕的？再说地里的麦子不等人，总不能让地荒着。”他指了指远处的麦田，“你看，今年的麦苗多好，估摸着又是个好收成。”
沈河顺着大爷指的方向看去，北洼麦田里一片绿油油，春风吹过，麦苗轻轻晃动，像一片绿色的波浪。只是当他看向村西头时，发现李存根家的旧宅还是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土坯墙已经有些倾斜，门窗被厚厚的木板钉死，木板上还留着村民们用石头砸的坑洼。院子门口的压水井被填上了水泥，只留下一个圆形的土堆，土堆上连野草都没长——没人愿意靠近这里，仿佛这里还残留着罪恶的气息。
“沈队长，你来了！”村支书匆匆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乡上的医生今天来村里做心理疏导，之前有几户人家总因为‘见过李存根没揭发’自责，晚上睡不着，现在好多了。”
沈河跟着村支书往村里走，路过供销社时，看到门口围了不少人，小刘正站在一个高台上，手里拿着铁皮喇叭喊：“大家听好了！以后找活干，千万别跟陌生人走！乡上的劳动服务站每个月都有招聘会，县供销社也能登记找活，要是有人说‘带你去外地赚大钱’，那肯定是骗子！”
人群里有人举手提问：“小刘同志，要是有人找我帮忙去山里拉货，我该咋办？”
“先问清楚拉啥货、去哪个山，再跟家里人说一声，最好找个伴一起去！”小刘拍了拍手里的宣传册，“这里面有安全常识，还有乡上和县城的联系电话，大家拿回去好好看看，遇到可疑的人就打电话报警！”
村民们纷纷上前领宣传册，之前贴满“失踪启事”的墙，现在已经被崭新的安全海报覆盖——海报上画着卡通人物，有的在拒绝陌生人的邀请，有的在给家里打电话，生动又好记。沈河看着这一幕，心里踏实了不少，至少从现在开始，村民们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不会再轻易被骗子蛊惑。
走到村中间时，沈河看到了一间挂着“建军小卖部”招牌的屋子，招牌是红色的，旁边还画着一个小小的太阳，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他推门进去，看到刘桂花正忙着给一个大娘拿酱油，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沈队长，你咋来了？”刘桂花看到他，连忙放下手里的活，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搪瓷杯，倒了杯热水递过来，“快坐，我这小卖部刚开没多久，东西还不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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