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10日的清晨,天还没亮透,刑场周围的荒草就结满了白霜。沈河穿着厚重的警服,站在警戒线边缘,指尖冻得发僵,却紧紧攥着那份早已被体温焐热的死刑执行通知书。法警押着李存根从囚车上下来时,他特意看了一眼——这个曾经在红星村村民眼里“老实巴交”的男人,此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新囚服,头发被理得整齐,可下颌的胡茬还是冒出了青黑色的印子,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麻木的空洞。
“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执行法官走到李存根面前,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李存根张了张嘴,喉结动了动,半天只挤出一句:“给我烧点纸,别让我在底下饿着。”没有对受害者的道歉,没有对罪行的忏悔,甚至没提一句家人。沈河站在不远处,把这句话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慌。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沈河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风卷着枯草的碎屑吹过脸颊,带着一股土腥味,他想起第一次去北洼麦田勘查时,刘桂花抱着王建军的照片哭到晕厥,想起张大山的母亲攥着儿子的旧布鞋说“人没了,判死刑又能怎么样”,想起那些未找到亲人遗骸的家属,每次见到他都红着眼问“还会找吗”。他突然觉得,这一枪虽然结束了李存根的罪恶,却永远换不回那六条鲜活的生命,也填不满那些破碎家庭里的空洞。
回到县局时,天已经大亮。沈河坐在办公桌前,打开了那本深蓝色封面的日记本——这是他从警以来一直保持的习惯,每次办完大案,都会写下几句心里话。他拿起钢笔,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慢慢写道:“1985年12月10日,李存根伏法。死刑是法律能给出的最重惩罚,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交代,可它终究换不回逝去的生命,也抹不掉那些刻在活着的人心里的伤疤。往后的日子,要做的还有很多。”写完,他把日记本放进抽屉最深处,那里压着六张受害者的照片,每张照片上的人都笑得真切,像是在提醒他,这份责任永远不能放下。
转眼到了1986年春天,沈河再次开车去红星村时,发现村里的变化比他想象中要大。车刚开到村口,就看到几个村民扛着锄头往北洼麦田走,说说笑笑的,丝毫没有了之前“闹鬼”时的恐惧。他停下车,跟村口晒太阳的大爷打招呼:“大爷,现在敢去北洼种地啦?”
大爷笑着点头,手里的烟袋锅子“吧嗒”响了两声:“敢去了!杀人犯都伏法了,还有啥好怕的?再说地里的麦子不等人,总不能让地荒着。”他指了指远处的麦田,“你看,今年的麦苗多好,估摸着又是个好收成。”
沈河顺着大爷指的方向看去,北洼麦田里一片绿油油,春风吹过,麦苗轻轻晃动,像一片绿色的波浪。只是当他看向村西头时,发现李存根家的旧宅还是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土坯墙已经有些倾斜,门窗被厚厚的木板钉死,木板上还留着村民们用石头砸的坑洼。院子门口的压水井被填上了水泥,只留下一个圆形的土堆,土堆上连野草都没长——没人愿意靠近这里,仿佛这里还残留着罪恶的气息。
“沈队长,你来了!”村支书匆匆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乡上的医生今天来村里做心理疏导,之前有几户人家总因为‘见过李存根没揭发’自责,晚上睡不着,现在好多了。”
沈河跟着村支书往村里走,路过供销社时,看到门口围了不少人,小刘正站在一个高台上,手里拿着铁皮喇叭喊:“大家听好了!以后找活干,千万别跟陌生人走!乡上的劳动服务站每个月都有招聘会,县供销社也能登记找活,要是有人说‘带你去外地赚大钱’,那肯定是骗子!”
人群里有人举手提问:“小刘同志,要是有人找我帮忙去山里拉货,我该咋办?”
“先问清楚拉啥货、去哪个山,再跟家里人说一声,最好找个伴一起去!”小刘拍了拍手里的宣传册,“这里面有安全常识,还有乡上和县城的联系电话,大家拿回去好好看看,遇到可疑的人就打电话报警!”
村民们纷纷上前领宣传册,之前贴满“失踪启事”的墙,现在已经被崭新的安全海报覆盖——海报上画着卡通人物,有的在拒绝陌生人的邀请,有的在给家里打电话,生动又好记。沈河看着这一幕,心里踏实了不少,至少从现在开始,村民们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不会再轻易被骗子蛊惑。
走到村中间时,沈河看到了一间挂着“建军小卖部”招牌的屋子,招牌是红色的,旁边还画着一个小小的太阳,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他推门进去,看到刘桂花正忙着给一个大娘拿酱油,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沈队长,你咋来了?”刘桂花看到他,连忙放下手里的活,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搪瓷杯,倒了杯热水递过来,“快坐,我这小卖部刚开没多久,东西还不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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