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璐怒气冲冲离开金山镇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又一块巨石，在林城县和岩台市的权力圈层中激起了更大的涟漪。结合之前祁同伟提拔被“暂缓”的诡异情况，以及梁璐那番隐约传出的威胁，稍微有点政治嗅觉的人都意识到，这位年轻的镇长助理，恐怕是惹上了天大的麻烦，而这麻烦的源头，直指省城那位权势滔天的梁书记。
镇政府内部的氛围变得更加微妙。一些原本亲近祁同伟的干部，开始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说话办事更加谨慎；而少数曾被祁同伟严厉批评或触动利益的人，则难掩幸灾乐祸之色，私下里议论着“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之类的风凉话。周大海对祁同伟的态度也愈发谨慎，虽然表面支持，但涉及需要向上争取资源或审批的关键事项时，明显不如以往积极，显然是怕被牵连。
面对这股几乎令人窒息的低气压，祁同伟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冷静。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仿佛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他无关。他亲自带队，跑遍了规划中的生态旅游二期项目所有节点，细化方案；他蹲点在药材加工厂建设工地，督促进度，解决技术难题；他甚至挤出时间，深入几个最偏远的山村，调研走访，完善他的“互联网+特色农业”构想。
这种“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无声而有力的宣言。至少在金山的干部群众看来，祁助理没有被压垮，他依然在为了金山镇的未来拼命。这种扎实的行动，比任何辩解都更能稳定人心，也为他赢得了更多基层的同情和敬佩。
然而，祁同伟深知，仅靠埋头苦干是无法破局的。梁璐的威胁绝非空谈，梁群峰的能量远超他的想象。被动等待，只会让打压一步步收紧，直到将他彻底困死。他必须主动出击，将水搅浑，在绝境中寻找到那一线生机。
他的第一步棋，落在了高育良身上。
在梁璐来访后的第三天晚上，祁同伟再次拨通了高育良的电话。这一次，他没有过多寒暄，而是直接将梁璐到访、发生冲突以及其赤裸裸威胁的过程，客观而冷静地复述了一遍。
“高老师，”祁同伟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决绝，“情况就是这样。梁璐同志因为个人情感问题，动用其父亲的影响力，对我进行打击报复，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工作范畴和道德底线。我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但我担心，这种风气一旦蔓延，会严重破坏基层的政治生态，寒了踏实干事干部的心。”
电话那头的高育良沉默了良久。他早就猜到梁璐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听到祁同伟如此直白地陈述，还是感到一阵心惊和愤怒。这不仅仅是打压一个优秀学生，这是对公平、对规则赤裸裸的践踏！
“同伟，你受委屈了。”高育良的声音低沉而严肃，“这件事，性质很恶劣。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会以适当的方式，向有关领导和部门反映。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因私废公、滥用权力的行为肆无忌惮！”
高育良所谓的“适当方式”，很快便显现出来。他利用自己在法学界和政咨委的影响力，撰写了一份措辞严谨、引证翔实的内部研究报告，主题是《论法治环境下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平保障与权力监督——由个别基层案例引发的思考》。报告中，他并未点名道姓，但结合近期汉东省基层干部提拔中出现的“异常现象”，深刻剖析了权力干预、私情影响对干部队伍建设和地方发展的危害，呼吁加强制度约束和上级监督。这份报告，通过学术渠道和政咨委内部系统，被送到了多位省领导，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副书记、组织部长，乃至省纪委书记的案头。
这是一招妙棋。它跳出了具体的人事纠纷，将问题提升到了法治和制度建设的高度，既避免了直接攻击梁群峰的锋芒，又将问题的严重性清晰地摆在了台面上。只要有一位主要领导对此重视，梁群峰再想明目张胆地打压，就不得不有所顾忌。
祁同伟的第二步棋，则是更加隐晦地向赵立春阵营释放信号。
他没有直接联系赵立春或其子赵瑞龙，那太露骨，也太危险。他选择了一个更迂回的方式。他知道，赵立春作为省长，对经济发展，尤其是能带来显着GDP增长和政绩亮点的项目极为关注。而他的“互联网+特色农业”构想和金山镇生态旅游的发展潜力，正好切中了这一点。
他将自己那份精心撰写的《关于依托本地资源，探索“互联网+特色农业”与建设生态产业小微园区的初步构想》报告，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增加了更多具体的数据支撑、市场分析和预期效益评估，使其看起来更像一份成熟可行的商业计划书和政企合作方案。然后，他通过苗小翠的一位在省城商学院任教、与省政府经济智库有联系的远房亲戚，将这份报告“不经意”地流转到了省政府政策研究室一位负责农业和信息化板块的处长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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