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国后来总在深夜里想起父母的争吵，那些碎片式的画面像老胶片一样，在脑海里一帧帧回放——没有惊天动地的冲突，却密密麻麻织成一张网，裹着那个年代里一个普通农家的烟火与委屈。
他家在村子东头，院墙是用柴火堆起来的，赶上父亲从石化绿化队拉回新柴火，堆得齐腰高，能把院里的动静遮得严严实实；可柴火总有用完的时候，越烧越矮，直到能看见街上行人的鞋尖，行人也能一眼望进院里——望见他趴在缺了腿的木桌上写作业，望见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也望见父亲回来时，大概率会爆发的争吵。
父母吵架的频率，村里人都知道。“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是常态，要是赶上父亲在绿化队受了气，或是母亲地里的活没顺心，半个月准得闹回动手的。每次吵起来，动静都特别大，摔碗碟的脆响、俩人的吼声能传半条街。对门的王伯伯娘娘总是第一个冲过来，娘娘手里还拎着没洗完的菜，一边拉母亲一边劝“别跟他置气，孩子还在呢”；斜对门的李叔婶也会放下手里的针线，拽着父亲的胳膊往屋外拉，说“有话好好说，动手像啥样子”。可大多时候，劝架的人越劝，父亲的牛脾气越上来，他甩开李叔的手，脖子上的青筋鼓着，嗓门比之前还大：“我没错！本来就是她不懂事！队里的人都喊我师傅，就她天天挑我毛病！”
母亲也不让步。她性子本就急，年轻时在地里干农活练出了一身利索劲儿，说话也带着股直愣愣的冲劲，吵起架来不管人多人少，拣着最难听的话说。有回夏天收花生，父亲除草时只薅了叶子没拔根，母亲急得直跺脚：“你这是糊弄地！草明天还得长，到时候花生都被抢了养分！”父亲也火了：“我在绿化队栽树都没这么多规矩，种个花生哪来这么多事？”母亲更气了：“你那是糊弄工作！在家也糊弄日子！”俩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最后父亲抄起手边的锄头往地上一摔，锄头把断成了两截，母亲也红着眼眶把手里的花生筐掀翻，花生撒了一地。
现在再回头想，那些争吵真不是单方面的错。父亲有他的拧巴——在单位里被人捧着喊“师傅”，回家却总被母亲挑毛病，心里的落差让他总爱用发脾气撑面子；母亲也有她的委屈——地里的活、家里的事全压在身上，父亲除了工资几乎帮不上忙，急了就忍不住把火气撒在嘴上。俩人都不懂迂回，也不讲究说话的方式，吵到最后早忘了最初的由头，只剩下互相呛声的气性。杨爱国后来读了大学，才明白这或许就是老一辈人说的“性格不合”，放到现在的婚姻里，就是三观没对上——一个觉得“男人在外挣钱就够了”，一个觉得“日子得两个人一起攒”；一个把“媳妇干活天经地义”挂在嘴边，一个却盼着能有句体谅的话。
父亲走后，杨爱国不止一次坐在老院子里琢磨：婚姻到底给人带来了什么？他见过村里的张大爷张大妈，一辈子没红过脸，老了还能手牵手去镇上赶集，张大爷总把“我家老婆子辛苦”挂在嘴边；也见过邻村的赵叔，中年时媳妇出了车祸，从此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夜里总对着媳妇的照片发呆；还有村西头的李奶奶，刚把孩子们拉扯大，老伴就得了重病，没享几天福就走了。而他的父母，一辈子吵吵闹闹，摔过的碗碟能堆半间屋，动手的次数连他都数不清，却终究没散——哪怕母亲当年抱着年幼的他，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哭着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跟你爸离婚了”，哪怕父亲总把“你嫁过来就是干活的”挂在嘴边，这个家还是被他们攥在了手里。杨爱国后来才懂，那是上一辈人刻在骨子里的“隐忍”，是把委屈往肚子里咽，是再吵再闹，也舍不得放下手里的锅碗瓢盆，舍不得放下没长大的孩子。
他总想起上初中时的一个晚自习。那天他坐在教室里做题，突然听见窗外传来熟悉的吼声，是父亲的声音——隔着两条街，那火气还是清清楚楚传了过来。下了课他往家跑，还没进院门就看见地上撒着碎碗片，白瓷渣子混着没吃完的玉米糊糊，母亲红着眼眶站在墙角，手里攥着围裙，指节都泛了白；父亲叉着腰站在院子中间，脸上还带着怒气，嘴里还在嘟囔“我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跟我吵”。邻居张叔正拽着父亲的胳膊，劝了半天都没劝住，看见杨爱国回来，赶紧说“爱国你快劝劝你爸”。杨爱国走过去拉父亲的衣角，父亲愣了一下，火气才慢慢降了点，却还是没说话，转身进了屋。母亲也抹了把眼泪，蹲下来收拾地上的碎碗片，手指被瓷片划了道小口子，渗着血也没顾上擦。
那场架停了，可冷战还持续了好几天。父亲早上上班，母亲还是会早早起来做饭，把热乎的玉米糊糊装进保温桶，再夹两个煮鸡蛋，放进父亲的帆布包里——哪怕父亲接过包时连句“谢谢”都没有，哪怕俩人一路上都没说过一句话。父亲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仿佛母亲就该围着他转，就该为这个家操劳，甚至在他发脾气时，就该忍着他的拳头——就像他使唤家里的老黄牛一样，觉得牛就该耕地，媳妇就该干活，没什么好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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