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上海，像一个巨大的，被烧得通红的铁笼。
上午九点，太阳已经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
市政府大楼外，宽阔的马路上，柏油似乎都开始泛起油光，蒸腾着扭曲的、肉眼可见的热浪。
路两旁的法国梧桐伸展着浓密的枝叶，试图投下一片阴凉，但在如此毒辣的阳光下，也显得有气无力。
树上的知了声嘶力竭地鸣叫着，那单调而尖锐的“知——了——”声，汇成一片巨大的噪音，仿佛在为这酷暑添柴加火，让人的心情也跟着烦躁起来。
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几个骑着“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的干部模样的人，也是弓着背，飞快地蹬着踏板，衬衫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地贴在身上。
与外界的燥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市革新会副主任张伟，如今已挂上“代理副主任王伟民”牌子的办公室。
这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朝南的玻璃窗视野极佳，能将大半个外滩的景色尽收眼底。
极目远眺，甚至能看见黄浦江对岸工厂林立的烟囱，正挺拔地指向苍天。
窗户开着一道缝，但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
不过，屋里那台半人高的“华生”牌落地电风扇，正勤勤恳恳地摇着头，呼呼地吹着风，将室内的暑气驱散了不少。
王伟民就坐在这片人造的清凉之中。
他靠在宽大的真皮靠背椅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双脚则有些放肆地搭在面前那张足以躺下一个人睡觉的红木办公桌上。
他的眼睛微微闭着，嘴角却控制不住地向上扬起，勾勒出一个心满意足的，甚至带着几分残忍快意的弧度。
就在刚才，他去了趟医院。
他亲眼看到了陆荣光那张铁青的、强忍着怒火却又不得不维持风度的脸。
他亲眼看到了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用鼻孔看人的陆家大少爷陆正德，像一具尸体一样躺在病床上，人事不省。
他亲眼看到了陆荣光那位保养得宜的贵妇人云兰茹，在听到他那句“吃点生梨”的“祝福”后，那张瞬间煞白的脸。
痛快！
实在是太痛快了！
这感觉，比三伏天里猛灌下一大碗冰镇酸梅汤还要舒爽，那股凉意从喉咙眼一直沁到心窝里，让他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来，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快感。
我，王伟民，回来了！
不再是那个被他们像用脏了的抹布一样随手丢弃的副手，不再是那个在劳改农场里啃着窝窝头、睡着大通铺的劳改犯。
他现在是上海市革新委员会的代理副主任！
是这座华东第一大都市名义上的二把手！
他缓缓睁开眼，目光扫过这间办公室。
厚重的红木办公桌，光可鉴人；身后一整面墙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精装书籍和文件；墙角立着带锁的铁皮文件柜；甚至连脚下的地毯，踩上去都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声响。
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
一个不切实际，荒诞到了极点的美梦。
王伟民甚至伸出手，用力地在坚硬的红木桌面上敲了敲，感受着那清晰的、带着微麻的痛感。
是真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
而这个梦的开端，要从那个最黑暗、最绝望的噩梦之地说起——白茅岭劳改农场。
一年半前，当法官宣判他“多项罪名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时，王伟民感觉自己的天都塌了。
他被押上囚车，像运牲口一样，被送到了那个穷困潦倒的地方。
白茅岭，一个听上去颇有几分诗意，实则却是人间地狱的地方。
刚到那里的第一个月，是王伟民这辈子最不堪回首的日子。
他从一个前呼后拥的领导干部，瞬间沦为鄙视链最底端的“新人”。
繁重的体力劳动压垮了他的身体，而狱中那些老油条们的欺凌，更是几乎摧毁了他的意志。
他的饭被抢，单薄的被褥被扔进水沟，甚至在深夜里被人用破布堵住嘴，蒙着头一顿拳打脚踢。
他向管教报告，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报复。
就在他快要撑不下去，甚至动了寻死念头的时候，一个人拉了他一把。
那个人叫罗佑国，是和他同住一个监舍的狱友。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身材不高，面容普通，但眼神却异常沉静的中年男人。
罗佑国在犯人中的威信很高，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只知道他因为“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被判了无期徒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年了。
他话不多，但只要他一开口，监舍里最刺头的犯人也不敢多说半个字。
那天晚上，王伟民又一次被几个老犯人堵在墙角，正准备迎接新一轮的殴打时，一直沉默地躺在通铺上的罗佑国忽然坐了起来，淡淡地说了一句：“让他睡吧，明天还要出工。”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那几个凶神恶煞的犯人对视了一眼，竟然真的悻悻地散开了。
从那天起，再也没有人敢找王伟民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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