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处置节点公开；
第二，把责任认定的程序公开。
你们想要快感，我给不了；你们想要结果，我会按时给。”
这句话落下去，最先沉默的不是群众，是那几个起哄的人——因为他们要的就是“快感”，要的就是你失控。
信访局工作人员这时走出来，宣布：选出五名住户代表进会议室，进行“情况说明与处置承诺”记录，其他人保持秩序，不堵门。
队伍里有人不服：“为什么只选五个？你们又搞黑箱！”
林远立刻接话：“选五个不是黑箱，是可复制的程序。我们在这里公开选：按受影响程度、年龄、家庭情况抽签，现场录像，名单只留编号不留姓名。会议纪要公开发布，个人信息全部打码。”
书记听到“抽签”和“编号”两个词，像终于抓到可操作的抓手，赶紧让工作人员准备纸条。五分钟后，五位代表产生：两位老人、一位年轻妈妈、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一位村组干部。
进会议室前，那位年轻妈妈红着眼问林远：“我不想当网红，我只想我家信息别再被传。”
林远点头：“你今天进会议室，我只答你三个问题：
怎么下架、怎么防再传、如果再传你怎么维权。
其余的你不需要承担。”
会议室里，信访局、网信办联络员、街道、财政对接人都在。林远没有抢主位，而是把《数据分级方案（终稿）》翻到“负面清单”一页，直接念条款——每条都像钉子：
1）任何可识别个人信息严禁公开；
2）到户数据列为C级限制数据：不得外带、不得外部打印、不得U盘拷贝；
3）导出必须登记用途、接收人、时间戳，双人复核；
4）发生泄露，2小时止损、24小时初步责任链、72小时处理决定；
5）对受影响当事人：逐户告知+专线支持+法律援助指引。
信访局工作人员问得很现实：“你这些是方案，但谁来执行？如果街道打印机坏了怎么办？”
林远没回避：“坏了就启用政务中心统一打印窗口，走登记。不能再去社会打印店。我们宁愿慢一天，也不能再冒一次隐私风险。”
村组干部马上追问：“那会不会又拖补偿、拖流程？”
财政对接人这时站出来：“补偿拨付节点已经绿灯结束。后续只要涉及个人数据流转，一律按C级执行，不影响资金拨付，只影响资料流转方式。”
这句话很关键——它把“隐私整改”从“拖钱”中剥离出来，断掉对手最爱用的叙事链。
会议纪要在中午十一点出炉：公开版本只写动作与时限，不写任何姓名。五位代表签了编号确认，信访局盖章备案。
走出会议室时，广场上的人还没散尽。自媒体还在播，但弹幕风向明显变了：
“他至少不念名单。”
“72小时出结论，记一下。”
“下架回执有没有？给看看。”
林远没有去争辩弹幕，而是把平台下架回执的编号与时间戳贴在公告栏上，旁边写了四个字：可核验。
那位中年男人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不像威胁、像监督的话：“三天后我还来。”
林远点头：“来。你来，我就把三天后的结论贴出来——只要结论能贴，就说明这事不靠吵架，靠流程。”
人群渐渐散去。街道书记长长吐出一口气：“今天没崩。”
林远看着信访局门口空出来的台阶，声音很低：“今天没崩，是因为我们没给对手‘失控的镜头’。但别高兴太早——72小时后出结论，才是真正的落地。”
秘书跑过来，递给他手机：“平台说，原视频下架了，但有人在别的平台重新上传，标题更狠——《官方承认泄露》。”
林远没惊讶，只说：“按清单逐条举报，取证，固定传播链。”
他把文件夹夹紧，像把一块钝铁握在手里：“制度战就是这样。你越不想出事，越要把出事写进流程。我们今天把‘公开解释’做成了模板，下一次他们再拉人来堵门，就不再是‘临场发挥’，而是‘按程序复位’。”
风从广场吹过，台阶上的传单被扫得翻飞。有人把剩下的传单捡走，悄悄塞进包里。林远看见了，却没追——他知道真正的战场不在传单上，而在三天后的那份结论里。
对手要的，是一次“当众崩溃”。
他要给的，是一份“按时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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