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处置节点公开;
第二,把责任认定的程序公开。
你们想要快感,我给不了;你们想要结果,我会按时给。”
这句话落下去,最先沉默的不是群众,是那几个起哄的人——因为他们要的就是“快感”,要的就是你失控。
信访局工作人员这时走出来,宣布:选出五名住户代表进会议室,进行“情况说明与处置承诺”记录,其他人保持秩序,不堵门。
队伍里有人不服:“为什么只选五个?你们又搞黑箱!”
林远立刻接话:“选五个不是黑箱,是可复制的程序。我们在这里公开选:按受影响程度、年龄、家庭情况抽签,现场录像,名单只留编号不留姓名。会议纪要公开发布,个人信息全部打码。”
书记听到“抽签”和“编号”两个词,像终于抓到可操作的抓手,赶紧让工作人员准备纸条。五分钟后,五位代表产生:两位老人、一位年轻妈妈、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一位村组干部。
进会议室前,那位年轻妈妈红着眼问林远:“我不想当网红,我只想我家信息别再被传。”
林远点头:“你今天进会议室,我只答你三个问题:
怎么下架、怎么防再传、如果再传你怎么维权。
其余的你不需要承担。”
会议室里,信访局、网信办联络员、街道、财政对接人都在。林远没有抢主位,而是把《数据分级方案(终稿)》翻到“负面清单”一页,直接念条款——每条都像钉子:
1)任何可识别个人信息严禁公开;
2)到户数据列为C级限制数据:不得外带、不得外部打印、不得U盘拷贝;
3)导出必须登记用途、接收人、时间戳,双人复核;
4)发生泄露,2小时止损、24小时初步责任链、72小时处理决定;
5)对受影响当事人:逐户告知+专线支持+法律援助指引。
信访局工作人员问得很现实:“你这些是方案,但谁来执行?如果街道打印机坏了怎么办?”
林远没回避:“坏了就启用政务中心统一打印窗口,走登记。不能再去社会打印店。我们宁愿慢一天,也不能再冒一次隐私风险。”
村组干部马上追问:“那会不会又拖补偿、拖流程?”
财政对接人这时站出来:“补偿拨付节点已经绿灯结束。后续只要涉及个人数据流转,一律按C级执行,不影响资金拨付,只影响资料流转方式。”
这句话很关键——它把“隐私整改”从“拖钱”中剥离出来,断掉对手最爱用的叙事链。
会议纪要在中午十一点出炉:公开版本只写动作与时限,不写任何姓名。五位代表签了编号确认,信访局盖章备案。
走出会议室时,广场上的人还没散尽。自媒体还在播,但弹幕风向明显变了:
“他至少不念名单。”
“72小时出结论,记一下。”
“下架回执有没有?给看看。”
林远没有去争辩弹幕,而是把平台下架回执的编号与时间戳贴在公告栏上,旁边写了四个字:可核验。
那位中年男人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不像威胁、像监督的话:“三天后我还来。”
林远点头:“来。你来,我就把三天后的结论贴出来——只要结论能贴,就说明这事不靠吵架,靠流程。”
人群渐渐散去。街道书记长长吐出一口气:“今天没崩。”
林远看着信访局门口空出来的台阶,声音很低:“今天没崩,是因为我们没给对手‘失控的镜头’。但别高兴太早——72小时后出结论,才是真正的落地。”
秘书跑过来,递给他手机:“平台说,原视频下架了,但有人在别的平台重新上传,标题更狠——《官方承认泄露》。”
林远没惊讶,只说:“按清单逐条举报,取证,固定传播链。”
他把文件夹夹紧,像把一块钝铁握在手里:“制度战就是这样。你越不想出事,越要把出事写进流程。我们今天把‘公开解释’做成了模板,下一次他们再拉人来堵门,就不再是‘临场发挥’,而是‘按程序复位’。”
风从广场吹过,台阶上的传单被扫得翻飞。有人把剩下的传单捡走,悄悄塞进包里。林远看见了,却没追——他知道真正的战场不在传单上,而在三天后的那份结论里。
对手要的,是一次“当众崩溃”。
他要给的,是一份“按时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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