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喜悦,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
这种沉重,不同于之前面对那些穷凶极恶、公然挑衅警方的罪犯时的愤怒与紧迫,也不同于在周密保护下仍被掳走受害者的挫败与自责。这次的沉重,源于案件本身那令人窒息的黑暗与人性的悖论。
李天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打破了沉寂:“这案子……怎么就让人这么难受呢?明明抓到了凶手,可感觉……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王文锋叹了口气,接口道:“是啊,想想看,如果不是那个建筑工地阴差阳错地要开发,如果不是挖掘机那一铲子恰好刨出了那具白骨……,他是不是就能以‘贺立军’的身份,继续他‘完美’的人生,直到老死?而真的贺立军,就只能永远躺在冰冷的泥土里,连个名字都剩不下?”
这种“偶然性”让所有人后背发凉。正义的实现,竟然依赖于一次近乎巧合的施工。
而更让这份沉重加剧的,是汪明成后续深入调查后,汇总而来的那些充满讽刺意味的信息。
“我查到了更多十年前,也就是他们相遇时的细节。”汪明成推了推眼镜,语气复杂,“当时,真的贺立军,其实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他的建材公司因为一次重大的投资失误和上下游链条的断裂,资金周转出现了严重问题,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
他调出了一些旧的商业记录和银行流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与妻子黄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巨大的经济压力和事业受挫,让他变得愈发暴躁易怒,将负面情绪都带回了家中,对妻儿更是疏于关心,家庭关系岌岌可危。”
换句话说,他当时通过“身份互换”体验到的,并非一个完美无瑕的天堂,而是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充满焦虑和压抑的“围城”。
“讽刺的是……”汪明成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来形容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在他杀害贺立军,并彻底取代他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或许可以称之为‘街头智慧’和一种孤注一掷的魄力,竟然真的将那个烂摊子一样的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处理掉了不良资产,稳住了核心客户,甚至抓住了一次行业机遇,让公司起死回生,并且越做越大。”
张晨忍不住插话,语气带着难以置信的荒谬感:“所以……从某种极其扭曲的角度来看,这个杀人凶手,反而挽救了贺立军濒临破产的公司?”
高丽也低声补充:“不止是公司。根据黄晴的证词,也是在这个‘假贺立军’取代之后,她才重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丈夫的关爱。从这个层面说,他也……挽救了贺立军那个即将破碎的家庭。”
这个结论,像一根冰冷的针,刺入了每个人的道德认知。
一个罪犯,通过谋杀和冒充,客观上却达成了原主未能达成的“成就”——拯救了事业,维系了家庭。这巨大的悖论,让简单的善恶判断变得模糊不清,也让案件的结局蒙上了一层更加复杂和悲凉的色彩。
凶手伏法,真相大白,这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此案中暴露出的命运无常、人性的复杂多面以及那令人唏嘘的阴差阳错,却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特案组每个人的心上,久久无法散去。它提醒着他们,有些真相,远比案件本身更加残酷和难以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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