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工业上在日后的抗战大后方遍地开花生机勃勃，与此同时，徐氏实业在轻工业及食品药品领域的影响更为深远。徐渊回想起前几日对产业的巡视，不由得深感计划实施的顺利，对自己的提前布局颇为自得。
重庆城内的“徐记粮行”前，每日天不亮便排起长队。挑着竹筐的农户、穿着短打的工人、甚至带着仆人的商户家眷，都攥着粮票等候购买“徐字号”的大米——这些米颗粒饱满，是徐氏实业在川西平原收购的稻谷，经自家碾米厂精细加工而成，不仅没有掺沙掺石，价格还比市价低了两成。粮行掌柜老张一边麻利地过秤，一边笑着跟熟客搭话：“咱们这米啊，都是徐先生在灌县、新津的田庄种的，今年雨水好，收成旺，往后大家不愁吃不上好米了！”
没人知道，这遍布川渝、云贵的“徐记粮行”，只是徐氏实业民生布局的冰山一角。早在两年前，徐渊便派经理人深入川西坝子、云南滇池周边，乃至更远的地方，以高于市价一成的价格收购土地——肥沃的平原种水稻、小麦，贫瘠的山地种耐旱的玉米、红薯，连荒坡都种上了桐油树。他特意从美国引进新式农具和改良种子，还请了农校的教授指导农户耕作，单是川西的粮食产量，一年便提升了三成。更妙的是，徐氏实业在每个产粮区都建了粮仓，雨季储粮、旱季放粮，既稳住了粮价，也让周边农户不再受“谷贱伤农”的苦。
在重庆南岸的罐头厂里，机器声昼夜不停。女工们穿着统一的蓝布工装，将徐氏农场产的猪肉、牛肉切成块，裹上秘制酱料，装进锡罐密封；隔壁车间里，新鲜的青菜、萝卜经过清洗、腌制，变成了爽口的咸菜罐头。这些罐头一部分运往各地市集，一部分则被军方订购——杨森的部队曾在演习中试用过徐氏的牛肉罐头，士兵们反馈“开罐就能吃，比带干粮方便多了”，此后便成了固定订单。厂长李默站在生产线旁，看着源源不断的罐头装箱，对身边的技术员说：“徐先生改良的密封技术真管用，上次发往昆明的罐头，走了半个月都没变质，往后运输再远都不怕了！”
纺织印染厂则成了女人们的“香饽饽”。在成都的徐氏纺织厂，数百台织布机同时运转，织出的棉布又细又软，比本地土布耐穿不少。更让人惊喜的是印染车间——从欧美引进的机器能染出十几种颜色，红的似霞、蓝的如天，印上缠枝莲、喜鹊登梅的纹样，一经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家住成都东门的王大姐，三个月前还在家靠缝补度日，如今在纺织厂当挡车工，每月能挣三块银元，足够养活一家四口：“多亏了徐先生开的厂子，咱们女人也能挣钱养家了！”厂里像王大姐这样的女工，还有两百多个，她们大多是失地农户的妻子、女儿，如今靠着双手有了稳定生计。
药材生意则藏着更深的布局。徐氏实业在云南昭通、四川万县的山地，种满了黄连、当归、川芎——这些药材是消炎药、止痛药的重要原料，以往大多靠零散药农采挖，产量不稳定，价格也忽高忽低。徐渊派了中医馆的坐堂先生指导药农种植，还建了烘干房和药材仓库，将新鲜药材加工成干货，一部分卖给各地药铺，一部分则供给自家筹建的药厂。重庆城里的“徐氏药房”，总能以公道价格供应优质药材，连教会医院的医生都常来采购：“徐氏的黄连药效足，用它熬的消炎药，比进口的西药还管用。”
对地方势力而言，徐氏实业的这些布局，早已成了“离不开的依靠”。刘湘辖区内的粮价波动，只要徐氏粮仓开仓放粮，不出三日便能稳住；刘文辉部队的冬衣，有一半来自徐氏纺织厂；就连偏远地区的土司，都愿意用山货换取徐氏的罐头和药品。宴会上刘文辉的亲信胡少棠就曾半开玩笑地对徐渊说：“徐先生，您这是把西南的‘粮袋子’‘布庄子’‘药匣子’都攥在手里了，往后我们想不跟您合作都难啊！”徐渊只是笑了笑，递过一杯茶：“都是为了让西南的百姓能安稳过日子，咱们携手合作，才好共渡难关。”
这番话并非客套——徐渊心里清楚，轻工业与食品药品的布局，既是为了“徐氏实业”扎根西南，更是为了在未来的抗战岁月里，给大后方的百姓和军队筑起一道坚实的补给防线。当“徐字号”的商品走进越来越多的人家，当越来越多的人靠着徐氏实业谋生，这份深入民生的影响力，远比单纯的工业实力更难动摇。
戏台前的人群里，一个穿着浅灰长衫、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人正举着相机，看似在拍摄台上的戏子，镜头却时不时扫过庭院角落的警卫——他胸前别着“重庆商报记者”的徽章，衣袋里却藏着一本烫金封面的小本子，上面用铅笔密密麻麻记着“徐家大院警卫共12人，均配短枪，值守点位在大门、回廊、后宅”。这人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工，代号“灰雀”，三天前便以采访名义混进了徐家周边，连后厨采买的路线都摸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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